大音希声: 经济学直觉

PPP告诉我们的。。。

Wed, 23 Jan 2008 17:31:32 GMT

以下是今天IMF发来的根据最新的PPP数据调整的各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看看中印两国，尤其是比较一下左边和中间的两根柱与右边的那根，你能想到什么？

短缺不可避免

Wed, 23 Jan 2008 02:32:29 GMT

大音希声按：

现在说是否会全面短缺可能为时过早，但短缺已成定局，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我们一直追逐的保值资产。我不认为对生活物品的价格管制会长期起效，但是难道对于农历新年的重视程度真的使人们变得短视了吗?不改变现今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的趋势以及垄断部门市场力量过大的现状，对各种要素的扭曲如何根本性的减少？这“火”如何从根本上得救？最近宏观经济的这些“救火”措施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看看以下这个报道吧。

标题：中央纪委对临时“限价”表态

《财经》网络版　 [ 2008-01-23 ]

将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反加强价格监管措施的行为。此前要求各地纪委加大督查力度，“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财经》网综合报道】继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商务部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近日也对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表态，称将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反加强价格监管措施的行为。
此前，1月16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公报，要求各地纪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以“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在近日发出的通知中，中央纪委、监察部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明确加强价格监管的纪律要求，加强对落实价格监管措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反加强价格监管措施的行为，以良好的党风政风促进中央加强价格监管各项措施的落实。要充分认识到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通知还表示，将把落实中央加强价格监管措施，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对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范围，加强监督检查。重点督促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继续落实好“米袋子”“菜篮子”责任制，保障春节和“两会”期间的市场供应；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落实促进粮食、油料、生猪、奶业等生产发展的措施。要加强对救灾救济款物管理使用的监督，确保救济和捐助款物及时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对于由价格波动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中纪委监察部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美国超市为何盛行假日打折？

Sat, 01 Dec 2007 05:27:49 GMT

美国超市为何盛行假日打折？[1]

陈希

自今年8月，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这所大学所在的城市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叫“旖色佳”，据说是因为风景优美而得名。她的另一个中文名字叫做“伊萨卡”，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的故乡。实际上，伊萨卡位于纽约州中北部阿巴拉契亚山区，相当于中国西南的山区。就在这么一个“鸟都不常飞到”的地方，却拥有康奈尔这所著名的常青藤大学；五万人的城市，学生就超过三万。

来到这里生活和学习，你一定会时常光顾当地的超市。这里的超市和在中国有很多相似，但也存在显著的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超市在假日里近乎疯狂的打折促销活动。我刚来这里时还保有在中国超市购物的习惯，冰箱空了的时候就是去超市的时候。但我逐渐发现，周围的美国人大多选择在周五到周日间去超市购物。起初，我只是以为当地人这样做是因为平时工作、课业负担较重，周末时间相对多一些。但经历几次周末购物之后，我不得不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在当地超市，工作日里一加仑脱脂牛奶2.2美元，在周末这差不多是两加仑脱脂牛奶的价格；现在是葡萄成熟季节，日常里每磅1.99美元，周末降至99美分；美国人钟爱的各式培根、烤肠在周末虽然没有降价，但旁边注明买一赠一，或者买一赠二；美国人的各类早餐蛋糕会由日常的同样包装的3.99美元降至1.89美元；哈根达斯等各种冰点周末都会有相当的折扣，在原本一大罐3美元的基础上买一赠一……总之，周末当你来到超市，众多的商品标签旁都会增加一个醒目的黄色标签“Weekend Special”，也就是我们国内也常会见到的“周末特价”。但在国内我没有见过这样大范围的且如此实在的打折狂潮，而且是在每个周末。

如果你认为商家只是在赚人眼球，通过少量的赔本打折商品将消费者吸引来，从而购买更多的非打折商品，目的是谋取来自这部分商品的盈利，那么似乎不能解释眼前看到的这一切以及另一个普遍现象。每当进入超市，你会经过一个报纸架，那里堆放着下一个周末即将打折的商品信息列表，上面图文并茂，厚厚的一本，从食品到各式衣帽服装、家用电器等等。消费者自然会提前货比三家，决定下个周末的购物路线图。商家的可能存在的噱头怎能逃过消费者仔细的“明察秋毫”呢？即使能够侥幸逃过，为什么当地的几乎每个超市都有提前一周公布打折商品名目的激励呢？超市的这一策略行为让人觉察到，周末的超市购物市场是一个性质不同的更具竞争性的市场。

首先，周末打折如此盛行，原因显然不可能来自中国等廉价商品提供国，因为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超市的商品只在周末大幅降价。虽然，根据我对当地PC、沃尔玛、Tops等超市的走访，中国制造的商品越来越占据相当部分的货架，并几乎涉及每一种商品。

那么美国自身有什么不同于中国的特征，并能够导致普遍的周末降价风呢？充分竞争的国内市场是一个原因。在美国，很多人在网上购买部分消费品，从各类电器到日用化妆品，从书籍到机票。这种普遍采用的替代购物方式把产品和一些服务的市场竞争范围无形地扩大了无数倍，其结果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但仔细想来，这最多能够解释网上购物与在超市购物的相互重叠的部分，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激烈的竞争发生在周末。

对周围朋友的观察和进一步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美国充分竞争的国内市场的理解，并找到答案。举例来说，我们系里一位同学的丈夫在离伊萨卡50多公里的宾厄姆顿市，每次周末开车来看望他的妻子，都会从沿途的沃尔玛、Mall或者Wegmans等超市采购一周所需的食品。有时是在宾厄姆顿市当地的超市，有时路过科特兰购买，此外，在到达伊萨卡之后购买也是一个选择。据她丈夫的说法，哪里肉类便宜、哪里水果打折、哪里蔬菜性价比高，这些信息他一周前就掌握了，同时，长期的摸索也让他了解到，每个超市都有其特色商品，基于完全的价格信息以及生活经验，他对不同商品的购买决策是分散在几个不同的超市里进行的。这和我本人在伊萨卡的生活经验也是吻合的。我们中国学生周末常常一次搭车去几个超市采购一圈回来，一次的采购满足未来一到两个星期的生活。

这是不是不同于国内的消费环境呢？在国内，以南京为例，当地一家名为“苏果”的超市遍布大街小巷，并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分别设有规模不同的仓储店、便利店、社区店等，消费者上下班离最近的超市大多是步行的距离，再加上上班期间时常也可以提前去采购，因此，消费者选择的购物场所是相当固定的，临近住址或办公地址。此外，由于生活节奏相对较缓，购物的频率会相对较高，缺点什么就近乎没有成本的零星购买。这些因素都导致在城市人口聚集区，周末也不会形成独特的大规模市场。而在美国，人们的生活是依托在车轮上的，消费者的选择已经脱离了一定的地域，类似中国国内意义上的消费地域限制在美国这里是大大缩小的。同时，人们日常的生活节奏很快，消费者可能采用集中采购的方式，对大多数人而言最合适的时间当然是在周末。以上这些就不难让我们想到国内的超市（特别是距离生活区、办公区更近的门市店）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降价策略了。不仅没有降价策略，甚至待价而沽的例子在一些地方也时而发生。根据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城市人口聚集区的超市“便利店”就会因为每日营业24小时而将其商品的价格定的高于其他超市。可是，这在美国就行不通了。我们公寓周围的超市有些也是24小时营业，但价格并不比当地的其他超市高，并且也都是周末价格狂潮的发起者。

人们活动空间增大后多渠道的市场充分竞争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福利改进。这也是美国消费普遍不喜欢沃尔玛，但却不同意因为沃尔玛对供货商铁血的砍价政策而对其制裁的根本原因。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MIT经济学教授Jerry Hausman的一场学术报告，关于测算沃尔玛超市在美国一些地区的进入对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其中，他把消费者福利的改善途径分为两个：引入沃尔玛后由于沃尔玛超市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他超市而产生的直接福利增进；以及引入沃尔玛后其他超市跟随的降价举动产生的福利增进。此外，他发现，那些驱逐了沃尔玛的地区，消费者福利是净损失的。他的其他研究还测算了沃尔玛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并发现这部分福利增进更偏向于增进低收入者的福利。为了缓解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极，我们难道不应当更加关注超市竞争对福利的改善吗？

我在南京时就听说过部分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向家乐福超市，排长队只是为了采购每人限量购买的廉价鸡蛋。中国城市的低收入者真是不容易，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家庭经济水平下，冲破了传统的生活地域限制，寻找着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对称的信息。伊萨卡这样的小城是美国的主流，可以让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生活中的某个方面。相信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超市由于受到来自其他渠道的、消费者经济条件、生活节奏和习惯变革等的冲击，最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竞争策略，其中包括打破存在的地域垄断现象，以及改善企业管理和降低货物的采购、运输、储存等成本。消费者不需要继续背负由于市场竞争不完全导致的生产、销售各环节效率低下带来的成本、交易成本和讯息成本。因为经济社会变革后中美两国的超市应当面临相似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的直觉告诉我，他们的竞争结果应当相似。

萨缪尔逊曾在上世纪60年代说过：“上帝铸就了什么？帕累托最优点！”（What has God wrought? Pareto optimality!）然而，同样的宗教可以有不同的派别。我对帕累托的阐释，是他的“最优点”既可以使消费者的福利增进，也完全可以以损害消费者福祉为前提。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成本与基于不完全竞争的交易和讯息成本有截然不同的性质。生产成本，包括生产类企业的成本以及非生产类企业的所有运作成本，只要以私产为局限，他们的决策永远是要降低成本。由此，自利产生包括自己在内的全社会的福音。这一点亚当·斯密早在1776就已指出。但交易或讯息成本的性质是，一方利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自利，自己得益，社会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充分竞争的市场将使生产者在非自愿的面对交易和讯息成本降低的同时，主动的强化降低生产、运作成本的自利驱动，以赢得生存。

[1] 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范子英博士对文中一些观点的有益评论，同时感谢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系周彬女士对文中相关材料的核实与讨论。作者对可能存在的谬误付全部责任。

（本文已发表）

关于经济学适用性的讨论

Fri, 05 Oct 2007 00:48:27 GMT

首先，很抱歉，我最近一直很忙，没有照料好我的“大音希声”。

最近我在师门的公共邮箱里转贴了哈佛大学郭凯的随笔，之后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为了使继续这一讨论继续下去，我把大家的评论和个人愚见贴在下面，欢迎大家接着参与。

[评论]

我认为经济学是可以广泛应用的,比如说,在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设计得完整的工程还是由一个个事先没有在大范围内连接好的零散决策组合而成的结果?如果是前者,并且获得了事先预料的结果,那么可以肯定,我们了解中国并且经济学的实用性也会表现得淋漓尽至;但如果是后者,那么可以说我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时经济学的解释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经济学的实用性表现在寻找解释结果的缺失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事先不了解的现实,与经济学是否是简单抽象没有太大联系.

[评论]

同样重要的问题，我们真的懂经济学吗？或者，经济学真的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可以广泛应用吗？如果放在自然科学如几何学里面，也许可以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公理成立，是否任何定理也同样无条件成立？如果不是，条件是什么？可以像现在的经济学中那样简单、抽象吗？

[个人愚见]

其实，我认为内核与外围的矛盾是几乎所有学科共同面临的问题，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总是希望构建无比强大的“内核”，这时候我们发现，解释力不足了。就我们所从事的经济学而言，关键问题是经济学的“外围”和“内核”在哪里？我们似乎还没有共识，所以就有了流派间的、数学方法取舍间的种种争论。例如，消费者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间的争论也是这一矛盾激化的结果。现在的经济学有点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一群人还在不断的修筑内核，同时有另一群人在开疆拓土，因此，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比方。同时，这一症状的产生可能源于经济学各分支的急速发展和领域的不断细分吧。

就我而言，我至今还是认为经济学可以广泛应用，但这必须伴随着经济学内核的革命。换句话说，在现有的经济学的核心框架下，我们不能莽撞的进行所谓的帝国主义扩张，宣扬经济学的普适价值，而只能够小心的作修补工作。一个例子是，前段时间听实验经济学，我的感受是现在的实验经济学只要你科学的作了一个可控试验，发现与公认的结论不同，你就可以大胆的发表，也没有人轻易的否定你。我个人并不赞同实验经济学中很多的结论及推广，但我觉得他的方向是对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而且，这样可以避免突如其来的剧烈革新带来的不适与茫然。我相信经济学现有理论框架的重大革新就在我们脚步的前方，不过需要一些推动革命的大家出现（其实就我读的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的发展总可以由一些人物串联起来，甚至是出现在拐点处）。

当然，我认为任何发展也无法代替一定的适用条件，甚至是一定的代价，但一定的代价在一定的阶段下是我们所愿意付的。

原文转自哈佛大学郭凯的经济笔记。

我们真的懂中国吗？

暑假离开联储之前，几位联储的长辈为我饯行，也就是大家一起到食堂里一起吃顿午饭，而且是各自付各自的。Dale Henderson对我说，我们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的预测，你可以读读，给我们提点建议。我还没说话，对面的John Rogers就接过话头：Dale，你为什么觉得Kai对中国问题能提意见？他的领域可不是中国经济。John的话直率的可爱，但是他说的没错，不能因为我是中国人，就假设我对中国经济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了解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前年还是去年，一群激动的民族主义青年攻击MIT的日裔教授在课程的网页上放了侮辱中国人的画，MIT历史系的另一位教授出来说话，话的大意就是：不要以为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就真的了解自己的历史。无知不是力量。这件事最终是以这群无知但是爱国的青年落败告终。我们受的教育，让我们异常容易被某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所影响，左愤和右愤在思维水平上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被洗脑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这个星期一的晚上，被带去和来访问的Shin教授一起吃饭，Shin最近被挖到了普林斯顿，做Global Game的人应该都知道他。这里我证实一个一直流传的消息：Shin亲口对我说，他觉得Global Game容易摘的果子基本上已经被摘完了，要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做，难度会比较大，想把Global Game作为博士论文方向的人请考虑这个消息。

吃饭的过程中，Shin问我中国经济学的状况如何，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中国人对经济学的信任度比较低。我自己觉得原因有二：一是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中国大概是最不应该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如此强劲。经济学对中国最基本的经济现实的预测都是错的，因此经济学的有用性非常容易遭到置疑。二是中国的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市场化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反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看法，特别是最近几年，坚定支持市场化的经济学家遭到了很多置疑。

Shin听完之后说，你说的没错，不是有篇文章，专门根据Shleifer等人的方法，构造了中国的法制和金融等方面的指标，这些指标都显示中国几乎处于世界上排名的末尾，可是中国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好在有强大的Google，今天我花了几分钟终于找到了这篇文章，我猜测他说的就是这篇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的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法，金融和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我对相关的文献并不了解，但是我可以想象为什么根据Shleifer等人构造的指标中国会是非常差的。我记得，根据Shleifer等人的发现，英美法系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中国的法律体系似乎是更接近于德国的，当然可能受苏联的影响更大，我听过几位法学家对我口头说过：在一个法学家眼中，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很差的体系，因为受苏联的影响太大，而苏联几乎是公认的最差的法律体系。如果当年清朝的沈家本提出的想法能够在中国得到实行，那中国会有一个好的多的法律体系（从结构上说，而不是指腐败，执法不严这些东西），当然一个替袁世凯打过工的法学家的思想，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如果要说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要什么没什么：国有银行主导，资本市场非常不发达，对投资者的保护少到可怜，内部人控制极度盛行，产权不明晰，反正根据那些通行的指标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要多差有多差。

可是偏偏中国就增长了。一个可能性是理论是错的，但这个理论其实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还是适用的。另一个可能性是我们并不了解中国，中国的很多事情没有看上去那么糟，指标虽然差，但是指标背后的含义却是大有讲究的，我能够想出的一个幼稚的解释就是两个错误就变成了正确。比如说，我们也许确实有很差的法律体系，但是我们的法律从来都不执行。一个不发挥实际作用的坏法律体系要比一个执行很严的坏法律体系造成的危害小多了。比如说我们有着比较僵化的正式的金融体系，但是我们却同时有着没有被很多指标纳入考虑的异常活跃的民间金融市场。比如有人也许觉得中国的中央政府太大这样可能不利于地方的发展，但中国同时还有政令不通的问题。追求政绩好大喜功是件坏事，但在中国官员的政绩表中很明显的两项是：经济和安定团结。我没觉得我的解释有什么深度，我只是想说，你单拿出来看，中国的每个指标可能都很差，但是这些指标是不可以分开看的，或者说很多通行的指标是不能用来衡量中国的真实现实的。

每个人都会对中国的现实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我从最极端的中国什么都好到另一个极端的中国什么都不好迟早要崩溃全部听过。总之，对中国的观察相当缺乏共识。我觉得这种缺乏共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在盲人摸象，认为大象是墙的和认为大象是蛇的没有高下之分，吵来吵去还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这个国家。

[另外，也有人转帖洪老师的相关文章参与评论]

洪永淼：现代经济学的十个理解误区

观点一：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

　　有人认为，现在有很多难懂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某些经济学家的故弄玄虚而已。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因而具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但是现代的经济学又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接近自然科学的，又具有自然科学严谨的特点。经济学家用数学和物理的办法使经济学变得严谨，象数学和物理学一样，成为能够预测未来的科学。

　　现代经济学是及其复杂的系统。对复杂系统的研究需要用复杂的工具和方法，简单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复杂性，经济学家有了明显的分工，因此也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彭实戈前一阵在中科院作报告时说：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必须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研究。也是由于这种复杂，任何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也再不可能写出像斯密的《国富论》那样无所不包的巨著了。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没有经过专业理论学习的人，连经济学杂志也看不懂。这种现象，与物理学等其他自然学科是类似或一样的。要求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首先必须将分析工具或方法简化，但这样就没有方法对复杂的经济系统作深入研究。如同保健常识和医生的关系一样，现在人们对“通俗易懂”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把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与专业研究混为一谈了。这是普遍的一个误区。

　　观点二：知名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各个领域的专家。

　　在中国，不少成名的经济学家出名不是因为他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多么领先和独到，而是因为到处抛投露面，给人“万金油”“万事通”的感觉。Clive Granger 2003年获得诺贝尔奖时说到自己的before price 和after price：得奖前，讲话可以随意讲；得奖后，被要求句句话都要有哲理，04年他被邀请到泰国时，泰国国王让他当场对泰国未来经济做出预测！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由2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的长期资本投资公司的破产，就生动的说明学界好手和商界好手完全是两码事

　　另有一例，1989年中国大陆的学生风波后，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Milton Friedman 由此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年内崩溃。邹至庄（他的《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等书代表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就写信给Friedman，指出这种预言得到不可能。Friedman看后，承认Chou的正确，并且承认以后对自己不熟悉的情况不再轻率做出评论。

　　相比而言，中国经济学家却显得缺少这种学术道德风范。因为社会大众认为，一个经济学家一旦成名就应该是对对什么都懂的。大众对经济学家有需求，而且经济学家愿意迎合这种心理，共同造就了这一误区。

　　观点三：使用高深数学会妨碍经济思想的发挥。

　　一个经济思想（idea）的产生，通常不是通过数学推算出来的。换言之，数学推导通常不会产生新的经济思想，相反，起初灵光闪现的思想有时会被严格的数学推证所推翻。但是数学在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完全推翻前人观点的idea已经不大可能产生。就像如果地上有100美元，你以为自己捡到了，但事实是如果真的有100美元，早就被其他人捡去了。所以，今人的贡献大多是marginal，产生high quality的论文更多是从好的工具上下功夫。

　　另有一例。Walres一般均衡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假设不等于理论，必须清楚论证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均衡价格体系，上面其他一切建筑才不是空中楼阁。而这一论证真正的完成，是Arrow 和 Debreu在1940年代才做出的，从而真正让一般均衡成为一个理论而不再是一个assumption.

　　Clive Granger在今年访问上海时，说道：数学识一个信念（believe）。因为经济系统很复杂，要通过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寻求从现象到本质，就必须进行抽象的理性思维，而数学正是抽象思维的最佳工具。经济学如此，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前不久一个搞音乐舞蹈的人告诉洪，他获得了康乃尔大学数学博士。这个经历对他的音乐创作很有帮助，因为两者都用到了抽象思维。

　　观点四：学习经济理论只要掌握经济理论实质，不用了解详细数学推导过程。

　　如果只是想对经济结论有大概了解，那么数学推导的过程可以略去。但是要想对经济理论有深刻掌握，那么数学推导过程就变得非常重要。只有完整的数学推导才能让人认识到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知道某一个理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得到什么结论，这对培养学生批判性的学生观点极有帮助。只有了解了idea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一知半解，才能对其有所推翻或创新。立志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学生，数学推导过程本身是一种训练，只有通过这种训练才能掌握如何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钥匙。其实，教科书上的许多推导是非常经典的数学方法，非常具有启发性。

　　观点五：数学和计量经济学都是数学工具，在经济研究过程中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数学让经济理论规范化，逻辑的语言使idea成为严谨的理论。而计量经济学是检验理论的assumption离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由此才有可能对现实进行预测。

　　比如，用凯恩斯理论可以解释Philips Curve下倾，但是70’s大量计量经济的现象说明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由此产生的新经济理论是从计量中对现实的回归和观察建立起来的，新的现象不能用旧理论来解释。目前仍无法推翻的理论也可能是由于计量的方法不够好，统计的数据不够度，才没得以推翻。计量经济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同自然科学中实验的作用是一样的。

　　观点六：研究生培养应该是创造性的研究的训练，而不是应试教育。

　　其实，研究生创造性的培养与应试并不矛盾。核心课程的学习和考核，有大量的数学模型数学推导，因此对数学基础差的人比较吃力。这些课，就是为学生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分析方法，所以需要考试。（这与我上个月给Dear 君的那封信里提到的相同。See博客第一文中。沾沾自喜ing J）如果研究兴趣以后要改变，那么基础的理论平台要宽。

　　观点七：学术讲座特别是国际学术讲座的听众越多越好。

　　听众越多，越不可能讲最前沿的东西，因为听众越多，大众化通俗化的要求就使该讲座不可能是最专业最前沿的。试想，山东大学能够同时有300多个经济学家来听专场学术报告吗？20~30个人能听懂能受到启发能受益就可以了。所以，学术讲座不能看来得人多不多，是不是能产生经济效益。

　　实际上，因为不可能有大多数人能都听懂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听不懂没关系，有个大致哪怕是模糊的印象就可以了。以后想从事同一方向的研究，就可以知道有那些前沿的东西，有准备的知识。讲座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听的是学者的思维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是指示标和方向性的东西。（与偶的导师对偶说的一样噢！看来学者所见略同）

　　观点八：国际学术研究会需要有5个以上国家的学者参加。

　　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残余。没有5个以上国家的学者参加九不能称为国际学术研究吗？美国的国际学术研究会只有美国和加拿大学者。而有了5个以上国家的学者参加就一定是高水平的研究会了吗？那么随便找几个非洲兄弟来参加的学术研究会就能成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会了，呵呵。还有一个笑话：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之前，主办方在寻思香港和台湾算不算国家，说算吧，有分裂国家的罪名；不算吧，凑不够5个，不算“国际”……

　　其实，一个国际会议的水平、质量如何，与来自多少个国家没有必然联系。

　　观点九：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不适合指导中国经济实践。

　　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理论确实不适合中国经济实践，但是现在，各种经济实践者都是在自身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基础上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有很多内容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比如：在国与国经济交往中，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如何用信息经济学中principle-agent的理论解决国有企业的代理人问题？如何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对企业的市场风险进行回避？

　　诚然，有些西方经济理论不能适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具体哪些理论不能用，必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因为有若干个西方经济理论适于中国经济研究，就全盘接受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也不能因为有一些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企业，就全盘否定西方经济社会合理的成分。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

　　观点十：西方经济模型不适合描写和刻画中国经济运行，因为中国经济有西方经济没有的特殊性。

经济学解说之二-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Sun, 21 Jan 2007 15:26:42 GMT

凯恩斯主义60年代达到顶峰，许多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的认识已经完成了，没什么可研究了。IS－LM模型提供了总需求理论。总供给虽然缺乏理论，但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工资和价格调整的经验解释。人们说，“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由于滞胀，对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在70年代破灭，产生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强调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上，还强调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市场出清和经济主体最优化的基础上。

新凯恩斯主义是80年代对新古典学派的回答。主要研究是寻找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特别是价格和工资调整的刚性（rigidities）的微观基础。

两派有很多共同之处，对经济学的基本规范和分析方法，对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兴趣和对预期的关注。最大的不同：应用理性预期的程度。

新古典代表人物卢卡斯建立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因为价格的变化没有被完全预期到。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取决于真实工资。雇主和工人没有得到同样的信息。资本家了解产品的真实价格和所支付的真实工资，但工人并不了解产品的真实价格，只能根据预期的价格水平来决定真实工资的高低。在短期，厂商可能生产得比正常生产能力更多，这是因为工人被欺骗。在长期，由于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政府推动总需求曲线右移的政策只能改变价格水平，对产出无影响。因此，政策是无效的。这就是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即政府只有在对企业和个人欺骗时，政策才有用。

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意这一点，认为，（1）短期总供给曲线不是垂直的，（2）市场不是出清的。

经济学解说之一-信息与经济学

Thu, 18 Jan 2007 10:30:34 GMT

关于信息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信息在经济学中受到重视，时间已经很长了。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事情根源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现在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在西方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刚刚建立计划经济，同时就引发了一场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辩论。当时纯粹是在学术界里进行的一派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不可能处理大量的信息，另一派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可以的。这个争论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最后到1945年，哈耶克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题目叫：《社会中知识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这篇文章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哈耶克的主要观点是批评一般均衡理论和计划经济的想法，但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他的想法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过了几十年摸索，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提出了很深刻的思想，他这篇文章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的观察是现在所有经济学研究信息的基础。他说，信息是分散在全社会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方政府里的，信息本身是分散的。而这个信息并不仅仅是专家的知识。比如说，招待所的服务员，他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博士，但他知道这里客流的情况，他知道客房的情况；一个小商贩，也谈不到有什么专业的知识，但他就知道在他周围的商业活动情况，他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你一个什么计委的人对这些知识是不知道的，所以，他说，如果信息是这样的话，是不可能全社会有一个人，或者很少的人，或者一个机构，象计委等计划经济单位，可以把所有这些信息都归纳出来一个人把它掌握，然后用计划的方法让别人都执行。原因是，这些信息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是分散在各个人手里的。这样，判断一个社会制度资源的分配情况是否有效，就要看它是否能够充分地利用信息。任何人都有很多信息，工人有很多信息，经理有经理的信息等，这些一定会在经济活动中造成信息的不对称。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所有信息，一定有他所不知道的信息，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不对称信息，不可观察的信息等等的问题。这个想法在1970年以前基本上还是在一般均衡理论中研究价格机制，说明价格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但这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没有把信息不对称很准确地描述出来，并把它作为模型写出来。后来，由于博弈论的发展，使得信息应用到各个领域：产业组织，企业理论，转轨问题，以及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企业内部组织，并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

在信息问题上，大致有两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假定人自己没有激励问题，人只是进行信息处理，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种情况不是说不会发生，有时候也会发生，比如在军队中，在特定的时期有服从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个信息的传递和处理问题。比方说，很多组织因为任何一个人处理信息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所以我找几个助手，或者总经理做不了的时候，需要几个副总经理，假定任何人不会为自己利益振奋斗，只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还是会有一系列的总是可以研究，比如为什么一个总经理下面有几个副总经理，每个副总经理要分管几个部门，专业分工也就是要处理不同的信息，这个就是有关于协调，关于信息处理的很复杂的问题。有时，我们也说集权太多了不好，集权太少了也不好，有时觉得，部门分工存在总是，即把它分散成价格中心，成本中心，利润中心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信息的处理总是，效率问题。一个人能控制几个人效率就高？这个分支在经济学是很早就发展了，从60、70年代，象Arrow本人就做过这方面的很多的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困难，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

第二个方向是，假定人是自利，即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所拥有的信息为自己谋利，即所谓存在激励总是。如果你不采取措施，人会撒谎，在设计机制的时候要考虑这个总是。如果税收跟利润成正比，那么你问他他马上会说我们亏损；如果你说你你将来升迁跟产值成正比，那他马上就会说我们的产值每年增加10%，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对信息的操作，这分支现在是研究信息问题的主要方向。多数的都是假定人是自利的，他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经济行为。

从现代教科书看现代经济学(斯蒂格利茨)

Sat, 13 Jan 2007 16:54:03 GMT

我非常高兴能对这么多的学生讲课，在最近的6年里，有一件事我失去了，那就是我没有能对学生讲课，在华盛顿有一所校园，为了弥补损失，我晚上专门抽出时间来去那里给学生讲课。我特别喜欢对学生演讲。

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从过去的二三十年教科书的改变的角度来看经济学这个学科不同视角、不同想法的改变。在座的这位翻译我的教科书的教授也翻译了半个世纪以前萨缪尔森写的那本教科书，他可能也会说到教科书之间的变化和不同。我想借助讲教科书的变化来说明在的二三十年里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分析。因此，我认为教科书（包括我的这本初级的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反映了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变化的视角和想法，把它与半个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比如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我的这本教科书对理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经济学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下面我列出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几个新的重点和新的视角。这些重点包括了激励问题、融资和金融问题、全球化问题（比如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技术进步和变化问题、信息问题、制度与组织问题及政府和国家的作用问题。

我想以融资和金融作一个例子。在我作学生时，老师告诉我们，融资和金融是商学院学生的事情，我们是研究更重要问题的人，所以不必去研究它们。只有对赚钱感兴趣的人才会去关心融资和金融问题，而对于我们这些关心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人来说，是不会关心这些问题的。今天我们都理解金融问题对社会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去年7月在东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恐怕要花多少个月，甚至多少年的时间。

另外一个例子是讲知识的重要性。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的确，我们看到现代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技术进步和变化。现代经济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理解技术进步和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能够利用这样的新技术。

相比较而言，一些旧的理论假定市场是可以完美地工作的。在我们理解市场是多么重要的时候，要更多地理解市场的局限。市场工作不是很完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完全。我们也更多地理解到如何改进信息的流动以及更好的信息能够使市场更好地工作。

我今天谈到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有相互关联的。比如信息的不完全在东亚的危机中有相当大的作用。世界各国经济的全球联系性就使得某个地区经济的动荡可以很快地影响到其他地区。最后，世界各国都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政府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如何在政府、国家与其他的制度（如市场）之间形成平衡。

下面我谈一下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世界在变化，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当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

我先讲一下世界的变化。首先是全球的经济一体化。由于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的降低及那些人为障碍的减除，导致了世界大量资本的流动以及知识的流动。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是冷战的结束。冷战的结束说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确实有它的局限性。这样的结果是使世界走上了中间，一方面我们认识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有它的缺陷，同时我们也认为，完全没有竞争和管制的市场也是有它的局限的。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大家的意见正在趋向一致，比如，在泰国的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泰国政府对这些金融机构太缺乏监管。另一方面，印度长期以来持续非常低的经济增长率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的管制太多了。当印度1991年开始解除和放松这些管制的时候，它们的经济就发展得比较快了一些。变化比刚才说的还要多，还有很多经济上的、结构上的变化。比如说制造业的衰落，以及服务行业的崛起、信息技术的巨大增加和对研究的重视。在全世界，人们现在经常谈论的是新的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当然，所有这些的变化会导致我们对经济学的思考的变化。比如在美国，在制造业只占20%都不到，制造业的产品都是我们熟悉的汽车、钢铁等等，我们过去以为这是一个经济的核心，但是现在在每5块美元中只有1块美元是制造业产出的。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很担忧，发现制造业里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人们提出疑问，新的工作机会从哪里来呢？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新的产业究竟产生在哪里，后来发现经济的活力是在信息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使得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现在的失业率降到了4.1%。市场的活力就在于它能够自己来调整产业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情况。当然这样的变化不是自动产生的，它需要一些基本的要素，比如很好的学校，像大学和新的金融融资结构，所以人力资本、教育和金融结构就变成了我们讨论的热点题目。

刚才列举的都是世界的变化，相对应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认识到旧的经济理论有它的局限，同时我们也开始勾画出新的经济理论。有很多人研究过科学的发展史或思想的发展史，发现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人们意识到旧的理论的局限性，比如说它不能完满地解释很多现象。如果新的理论不能产生的话，旧的理论就不能被完全替代。我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学确实产生了一个新的范畴，研究了信息的不完全以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也许这样的想法和渐进或革命性的变化可以比较好地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上得到理解。我们知道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总量的变化的，比如像GDP、就业、工资以及产出。

我并不是有意要批评我的老师萨缪尔森教授，因为我想30年以后，很多人也会批评我的学说，这正是科学发展的规律，因为我们的现代学说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变得过时。比如说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里面有两个部分，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部分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如果你读微观部分的话，你会觉得市场总是运行得非常完美的，市场可以非常完美地配置资源。如果你去读宏观的部分，那边就会告诉你市场会有大萧条，25%的人会失业，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解决问题。这样就有两种对世界的看法，一方面在微观部分告诉你市场可以运行得非常完美，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又告诉你市场不能工作得很好，又需要政府干预。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来说明怎样看待两个不同的理论，叫作“认识上的不和谐”。萨缪尔森要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办法是认为，一旦宏观经济达到了充分就业，前面说的市场的完美作用就失用了。但是没有一个理论来支持这样的判断。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是说市场总是不是很完美的，但是只是非常偶然的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导致了像大萧条这样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讲，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上说，经济总是运行得很好，除非它是处于危难的时候。经济学的现代观点是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宏观经济学需要从微观经济学导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研究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和金融的作用。我们需要理解许多经济上的衰退，实际上是与金融的动荡和崩溃有相当的关系的，比如我们现在来理解日本的经济。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失业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劳动市场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觉得宏观和微观应该很好地融合，同时我们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有变化。比如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里，它的重点是讲失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写这本教科书时正好西方的经济是从衰退中刚刚复苏，那么，现在我们就不仅要研究失业，而且还要研究通货膨胀以及增长。世界各国的政府（包括中国的政府）一直都在就业、通货膨胀和增长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只是限于讨论静态的问题，我们还要讨论动态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影响。以往的教科书里总是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一节，现在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增长、进出口价格的变化都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要把它们贯穿于全书之中。

下面我从宏观转向微观的一些问题。也许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激励问题，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就是关于激励问题的一个学说。经济学家经常谈到，但是并不是很深入地讨论到激励问题，比如价格、利润或者财产。但是旧的理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从一个非常广泛的角度来讨论激励问题。特别是，只有一个价格的体系，并不能很好地、完全地提供人的激励。我们非常关注经理的激励，也非常关注各种政治激励问题，同时我们也非常注意研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提供激励，比如通过信誉以及通过合同。尽管中国现在立志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有很多激励问题是需要得到解决的。如何在国有企业提供激励，以及如何对金融结构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得它们有激励去监督它们对企业的贷款。旧的理论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并不理解信息在激励问题上的局限性，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人们做一个工作，他就会被付一定的工资。激励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如何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当你要做什么工作和怎么做是非常清楚的时候，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激励问题出现。在旧的理论中，经济学实际上是像工程一样的，人的动机以及制度的作用都没有被考虑进去。比较起二三十年前，现在我们对激励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下面讲一个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和金融。金融问题影响到经济的各个领域。金融和投资起到分配非常稀缺的资源，同时监督它们的使用的作用。在旧的计划经济体系中，所有的信息都被集中到一个中央的部门，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任何一个中央的部门或者个人都不能处理这样的信息，传递信息必须要把它分散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使用和配置资源上一个关键的制度就是金融的结构。一个有想法的人可以到银行去说：我有一个很聪明的赚钱的办法，你给我钱，我把东西生产出来后把钱还你。但是不幸的是，并不是很多的想法是很好的。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诚实的。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借了钱却不还；投资的资金应该被利用到一个有生产效率的地方，但却被浪费在一些毫无价值的项目上。金融机构就要对此作出决策，它们要决定哪些企业更有可能去偿付这样的贷款，而且还要监督它们，使得它们确实按照所说的去投资。有很多经验证明，在一个经济中，如果金融结构运行非常正常，而且经营非常深化，那么这个经济确实发展得就不错。相反的，在有些国家和经济中，如果金融结构运行得并不好的时候，那么这些经济往往更容易受到衰退和外部的冲击。所以我们对现代经济中金融结构的认识在逐渐增强。我们也认识到即使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不是很完美的，比如，信贷可能是配给的，有些企业还有很大的困难到证券市场上去筹集资金。我们不仅知道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知道它确实有局限，我们也理解这些局限的原因是什么，说到底，很多局限的原因是信息的不完全。金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信息的不完全。信息是永远也不会完全的，所以，资本市场一定是有局限性的。对金融结构的作用以及局限的认识导致我们要理解政府在里面的作用。我刚才说过，金融结构的失灵往往会导致经济的衰退，金融结构的成功也会对经济的迅速增长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发现政府在建立金融结构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想从美国举两个例子，美国政府开始规制金融结构实际上是从1863年开始的，那时正是在美国内战时期。人们会问，国会为什么在内战这样特殊的阶段要花很多的时间建立一个机构来专门监管金融结构。原因很简单，因为国会预见到在内战结束以后，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大经济，为了有一个这样全国性的经济，就要有一个很好的全国性的金融结构；为了要有这些金融结构，就要有一套很好的监管系统。

另外一个例子，我知道现在在中国正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创造一个很好的私人的住房市场。要使家庭和个人能够买到房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它们能够有信贷和住房贷款。在美国有一个机构，专门帮助解决房屋抵押贷款的问题，结果是使得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使更多的人有机会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购买房屋，这对社会的稳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简短地说就是，政府在金融市场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它对金融结构进行监管，使得它们能够很好地运行而不出问题。在东南亚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一直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相信将来它们也还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金融结构和制度只是一个例子，制度在经济中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不同的制度之间有很多相关的联系，很多制度可以被解释成像农村中的分佃制。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是在组织内部发生的，而不是在市场中发生的。人们注意到，像通用汽车公司这样大的公司的产出，实际上比最小的20个国家还要大，其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在组织内部而不是在市场上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想对经济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就不仅仅要理解在市场上的交易是如何运作的，同时，也要理解经济活动在企业内部是如何进行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经济学家总是把他们的手深向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想理解整个经济是如何有效率的运作，就必须理解在企业内部，组织是如何运作的。

我想列出一些具体讨论的问题，比如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是市场的交易？什么是企业内部的交易？在研究企业内部和组织内部的问题时，我们要研究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激励机制的问题。

最后，我想讲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许我们对政府作用的理解的变化恐怕比我们对其他任何变化的认识都要快速和深刻。比如我们对市场的失灵已经有很好的理解，我们知道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同时我们对政府的局限也有了更好的理解。30年前，当我们提出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人们马上就会说，那就该让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样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理解市场为什么有局限性一样，同时也去分析为什么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比如，我们现在对在政府和公共部门存在的寻租现象有更好的理解。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其实在私人部门也有寻租现象。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研究如何设计好激励机制，使得寻租活动减少。

一个正在被接受的观点就是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我刚才已经提到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我提到金融市场对私人的经济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市场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两者实际上是伙伴关系。正像在任何的伙伴关系中一样，都会有这样的争论，就是哪个合伙人的作用应该更大一些，这也是在经济学中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在研究政府的作用的问题上，研究改革如何能够改进政府的效率和有效性。比如，在政府内部也可以使用很多的激励机制。政府可以利用类似于市场那样的机制更多地使用激励机制。很多国家的政府日益增多地用拍卖的办法，购买或者出售它的资产。当然拍卖机制必须是设计得很好，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致力于研究如何使拍卖机制变得更有效率，还有其他的改革立志于增加政府的能力。这个问题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是特别重要的，比如一些非洲国家。

当我们在研究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互补作用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试图要指出政府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应该与政府的能力相对应。

给定的时间比较短，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到在过去25年中经济学上发生的所有变化，但是我希望能通过刚才讲的，能给你一个大概的认识，什么是最重要的改变。

最后，我想把我刚才讲的这些同中国发生的事情做一个联系。很多研究中国过去和现在问题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就是中国正在进行可以被称之为是第二代的改革。第一代的改革是从20年前开始的，中国开始致力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一个旧的体制向一个新的体制过渡的任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记得在1980年接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代表团，作为回访，我也是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在1981年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记得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计划控制非常严的价格（而这些价格又不反映稀缺性）能够过渡到比较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当时想到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价格双轨制的办法，这个办法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事实证明，中国的价格改革是相当成功的。

在第一个阶段的改革中采取的办法基本上是旧教科书和新的教科书都包括的内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基本的市场的结构。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已经谈论了200年。

但是有另外许多问题，像中国的改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在萨缪尔森那样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涉及到的，但是在包括我这本教科书在内的新的一代教科书中却是涉及到的问题。让我简单地来列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经济增长问题在旧的教科书里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在新的教科书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超越了价格的激励机制的研究以及竞争的重要性等问题，在旧的教科书中并没有特别强调，但是在新的教科书中却给予了非常足够的强调。我认为竞争因素是中国在过去20年经济改革中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经常讲竞争和产权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两个都应该进行改革，都应该做到，但事实上，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同时做两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不同的国家对不同的方面有所强调。很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对产权有非常重要的强调，但对竞争却强调不够。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成功的经验特别强调了竞争的重要作用。我下面想讲一下到底区别有多大。在相当多的前苏联国家大约经过了十年的过渡，可是他们的GDP现在比十年前是下降了，有些国家甚至下降了30%，对比而言，中国的增长确实是非常出众的，如果你要从全世界来看低收入国家的增长，过去的这些年里，实际上75%的全球的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都来源于中国的增长，事实上20年前，中国的增长只占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25%，如果你把中国的30个省作为30个观察点放到全世界各个国家中一起看的话，那么在最快的30个经济单位中有20个是中国的。当然我们认为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归结于政策的正确，其中当然包括了竞争，当然我们在讲到上面例子中的一些要素的时候，发现很多这样的要素在成功的政策中是起了作用的，比如说，我刚才已经强调了激励的作用，除此之外，像开放使得贸易的增加以及弥补了缩小技术上的差距等等都是反映在这里面。

下面我要谈一下有时候被称为是第二代的改革战略。第二代改革战略包括了相当多的新的内容，第二代所要面对的变化在许多方面都要比第一代的改革难得多。有相当多的第二代的改革是必须建立一些新的制度。在许多其他的国家，这样的制度是经过了相当多的时间演进过来的。从另一方面说，一些国家（比如一些东亚国家）由于不能很好地建立这样的制度，结果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可以从别的国家成功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从它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我刚才提到了金融机构和制度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东亚国家存在着比较弱的金融机构，导致了金融危机。很显然，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比较有活力的经济，金融市场就必须建立一些好的金融机构。同样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就是国有企业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如果中国要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改革的初期，中国表现出非常大的创造力，创造了很多制度安排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在其他的国家中并没有发现。当然，当中国的经济更加地融合于世界经济的时候，中国需要采取一些审计、法律、公司治理结构等与国际上目前流行的体系更为接近的一些体系。我们从韩国的经验和经历中得到这样一点重要的启示，就是某种制度安排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可能运行得非常有效，非常重要，但是在另外一个发展阶段它可能就变得有问题了。最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是需要重新地被检验的。

当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不断增长的时候，过去政府做的事情现在就不需要做了，因为市场可以做得更好。同时，当经济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政府要监管各种各样机构的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和困难了。但是政府的作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政府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如何来适应新的经济的变化。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确实有很重要的责任，提供安全网，使落后的地区不至于太贫穷。经济的发展也使政府的作用集中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因为这对经济来讲是更为重要的。我希望经济学中新的理论会对第二代改革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