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 新闻与政治

康乃尔大学Johnson商学院本科排名跃居全美第四！！！

Sat, 01 Mar 2008 07:47:55 GMT

猛一看到这则来自权威的《美国商业周刊》的消息还真不感相信，但这确实发生了。我们终于止跌回升。曾经有人对我说，自从Johnson商学院入主saga hall就一路下滑，这件事可以初步否定这一传闻。这件事值得庆祝之处还在于Johnson商学院的本科项目目前划归我们应用经济与管理系。今天一早打开邮箱就看到系主任发给每一个人的这则消息。令人振奋，加油，Johnson！

http://bwnt.businessweek.com/interactive_reports/undergrad_bschool/

The Top Undergraduate Business Programs

What a difference a year makes. When BusinessWeek ranked the nation's top undergraduate business programs last year,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Wharton School came out on top, with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 distant second. How distant? Relative positions are based on an "index number," which reflects the sum total of all five parts of our ranking methodology. As the No. 1 program, Wharton scored 100 points on the index, and Virginia 92.7--a chasm in a ranking whe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chools can be measured in tenths or even hundredths of a point.

This year, Virginia gained more than six points, coming within a hair's breadth of Wharton and the coveted No. 1 spot. The reason: Wharton's student and recruiter satisfaction ebbed somewhat, and Virginia's median starting salary for grads increased more than 10%, to $58,000. Last year's No. 7 school, Notre Dame, oust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to reclaim the No. 3 spot it held in 2006, the first year of our ranking, a modest move of just four spots. But its performance on the index was even more impressive than Virginia's--it rocketed up 12 points, to 96.7.

传奇学者叩响世行之门——世行正式任命林毅夫为首席经济学家

Tue, 05 Feb 2008 04:02:08 GMT

以下来自世界银行的官方报道。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喝彩，更为中国依然相对落后的经济学研究加油、加油、再加油！ Press Release No:200/204/DEC

Contact:
In Washington: Merrell Tuck: cell phone(202)415-1775 mtuckprimdahl@worldbank.org

WASHINGTON, February 4, 2008 –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Robert B. Zoellick, today announced the appointment of Justin Lin as the new Chief Economi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at the World Bank. Mr Lin, a Chinese national, and currently Professor and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 was selected after a global search. He succeeds Francois Bourguignon, who retired from the Bank Group last year to become Director of the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As our first Chief Economist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and an exper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articularly agriculture, Justin Lin brings a unique set of skills and experience to the World Bank Group,” Mr Zoellick sai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him on a number of areas, including growth and investment in Africa , opportunities for South-South learning and bank instruments to better support countries hit by high energy and agriculture prices,” he said. Mr Lin is also Vice Chairman o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Affairs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since 1993, Mr Lin has twice been awarded the Sun Yefang award, China ’s highest economic honor. Well known for his work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nterprise reform, urba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eform, Mr. Lin has taught at several eminent universities, including Peking University ,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ke University ,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and at UCLA. He has a Ph.D. in econom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an MA in political economy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a MBA from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Mr Lin has served on sever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tee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Task Force on Hunger,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future of the OECD, the Reinventing Bretton Woods Committee and the World Bank Chief Economist’s Advisory Council, an outside group of eminent experts. Mr Lin is expected to take up his position on May 31.

写在“超级星期二”前——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国

Mon, 04 Feb 2008 22:36:28 GMT

Agreed On

Disagreed On

1. Hillary Cl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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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ack O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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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McC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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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n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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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tt Rom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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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ke Hucka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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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参与的一项网上调查反馈的结果，是关于2008美国总统大选。看来民主、共和两大阵营内部的主流候选人竞争相当激烈啊。

你们也可以试试以下是链接

http://www.votechooser.com/

做完提供的十大交锋问题之后，你可能会不由的想起中国。民主党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很多人有病不去医院，药厂和保险公司的垄断剥削了消费者太多；中低收入人群越来越穷，富人却越来越富；我们要让大家上得起大学；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太差；我们要有人道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进行全面的移民政策改革。

而我们中国的现象是什么呢？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紧张，以药养医；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没有有效的法律规范不法之财，学费太贵，上不起学；基础教育在很多落后地区跟不上；我们要人道的解决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的户籍改革。

有的时候，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关注的问题是类似的，不同的只是程度。

中国的抉择(The Choices that Await China)

Wed, 16 Jan 2008 07:38:14 GMT

最近在网上看到吴敬琏和厉以宁两位关于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对话，我的总体印象首先是两位自然代表了自己一贯的风格，并且古稀之年仍然坚持各自的分析逻辑，坚持自己几十年来形成的看法。他们二位讨论的风气依然活跃和独立，两位白发沧桑的老人，这种稍显“固执”的谈风会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可爱的孩童。的确，老人和孩子间的确存在某种相似。也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这段从萌芽开始渐渐成长的话题相映。相信看过节目的人会有与我相似的感受。

整个对话中，在很多观点上我更倾向于吴老的看法。例如对于中国今后的变革，他更强调政府自身的改革，我认为这与我一直坚持认为的结构改革存在一致性。回顾朱镕基总理任央行行长后大力推行的经济结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等等，都表明一种基本态度，即我们的政府应当从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务中彻底的退出。我想，吴老的话中也有这层含义。

但是，我不太赞同吴老的地方在于他描述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主线。当时他给出的答案是：第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由此进行了全面改革。第三，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种根据中央文件的分类方式在总结我们的成功面前是否是最适用的呢？我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提到的这些改革虽然是渐进的，并都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但我们是否有科学的依据将他们定义和划分呢？我觉得与其说这三项是最成功的改革，不如说是我们关于改革的思想渐进认识的过程。渐进认识过程是可以模糊而缺乏界定边界的，改革成功的经验则不可以。当然，吴老根据重要文件的划分与他强调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并通过重大政治事件串联改革的主线是一致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究竟是怎样的市场经济呢？可能很难说是大众的、权贵的、裙带的。。。抑或其他？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market socialism吗？谁知道呢？即使天才如邓小平，仍然不免要发明一个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些在二老的对话中也有体现。吴老提出：我多次跟企业家朋友说，勾结官府是中国历来生意人的一条秘诀，但是这绝不是我们现代企业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这说明什么？我们现在的企业家群体中存在这样的现象，甚至是一种趋势。

目前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政府不应该作为市场交易的一方进入市场。我的判断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的每一大步改革，要想有实质性的推进，矛头多半会指向政府现在占据的领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政府的影响力会不断减弱。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情况下，下面官员在影响力减弱的情形下越来越依附于上面的官员。这两种趋势叠加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权力结构的紧缩与塌陷，也是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金字塔结构的危机。当然，只有引入新的势力才能使金字塔稳定下来。不过不同于作为共和党人的格林斯潘所唱衰的，我对金字塔权力结构的稳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这股力量已经具备雏形，但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或败可能使之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再次为彻底的结构改革加油！

最后以格林斯潘《动荡年代》里关于中国一章的标题作为本文的题目再合适不过。

吹响中国结构改革的号角！

Mon, 31 Dec 2007 06:19:24 GMT

今天看到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这篇博文，感触良多，别的不多说了，真是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吹响中国结构改革的号角！！这也许是奢望，但我还是希望。。。在2007年与2008年新旧之交，我们做出这样的一番希望。。。本文应当让更多没有去张军教授博客的同仁们看到。为结构改革加油！！！

以下是这篇文章。

2007年12月27日上午出席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国国际竞争力国家研究基地的年度论坛“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抉择、调整与发展”，在论坛上我做了“当前中国经济时局：到底谁错了？”的即兴而简短的报告。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文字稿如下：

前面三位演讲者的发言都非常有意思，他们都提到了结构改革的问题。我相信他们事先是没有沟通过的。我觉得这是英雄所见略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是体制问题，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但这个问题似乎总是要反反复复地在十字路口上才能让我们记得。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我想我们实际上经历过几个十字路口，只有到了每一次的十字路口，我们才可能记得起经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什么，才会有可能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上。不幸的是，这种结构性的改革总是反复不断地被宏观调控的总量政策所打断。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今天的场合，我来跟大家沟通一下我的想法，我是怎么看30年来我们结构性改革的过程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对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有过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这个完整思考的最核心的要点就是结构性改革。就是说，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要走向市场经济，改革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完成结构性的改革任务。这并不奇怪，因为原来中央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公共部门非常庞大，几乎没有私人部门。所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无非就是压缩公共部门，而把私人部门扩大起来。

不过，发展和扩大私人部门，大幅度压缩国有部门对计划经济的改革者来说并不容易。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阶段划分的话，我想中国在1978年到1993年这一段，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结构性改革的阶段，但是这个结构性改革的策略却是非正统的，因为我们遵循的是所谓“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的战略道路。我们基本上没有去触动原有的国有部门，但是我们却放开了体制外的新兴的经济，允许和鼓励了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扩张。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在回答中国的改革为什么相对成功的问题上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发展的事实。以乡镇企业的扩张为代表的地方新兴经济的崛起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在结构性改革上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在1993年以前，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地方仅仅是扩大了非国有部门，而没有触动国有部门的利益。这样就绕开了整个结构性改革当中最难的一个环节。我想这个最难改革的东西一定是国有企业部门、国有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本身。小平先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暴之后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意愿，那就是中国应该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更彻底才行。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当中就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曾经讲过，小平那时候已经88岁高龄，他知道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特别有一种紧迫感。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应该能够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体制上可以成功。终于在1993年的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之后的1993年到1998年这一段，尽管不怎么被人提起，但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改革以来结构性改革最有成就的一段时间。而这个也是朱镕基任副总理和中央银行行长的这一段时间。有意思的是，他为什么会在这段时间推行结构性改革呢？我并不特别的清楚，但觉得很重要，也很有意思。历史往往就这么的有趣。我们知道1993年正是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通常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结构性改革的非常好的时期。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政府一定是要推出反通货膨胀的政策的，一定会把政策的重点放到总量控制上，不太会去考虑结构性改革。可是，在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1993-1994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却大力推进了结构性的改革。着力对不赢利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组、破产和改制。与此同时，他下决心对国有银行也进行了非常激进的结构性改革。他以自己的强硬作风强化了银行的责任约束和风险意识，把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两大部门之间的这个计划经济中独特的“银企关系”几乎彻底切断，更是把整个国有部门不盈利的企业全部重组，大量的企业关闭。所以企业职工下岗的问题也就在1993年陡然出现。前面两位教授谈到的中国经济的内部消费不足的问题其实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结果，在财政和货币紧缩的同时，非常激进的结构性改革也推出了。结构性改革必然是紧缩性的，因为你需要对国有企业和银行部门进行关停并转和改组。这样的做法自然会对当时的总需求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俄罗斯和东欧的转型都是经历过严重的经济紧缩的。好在我们那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这种结构性的改革，虽然力度比较大，但是在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时候，反而与紧缩的货币信贷政策一道把通货膨胀的凶猛势头给压下去了。

在朱镕基于1998年初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后，他仍然继续非常有力地推行了他的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的方案。这样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实施几年之后，其负面影响很快就出现了。于是，中国经济在1997年之后逐步显现出了通货紧缩的征兆。因此可以说，在1993年到1998年这一时段，朱镕基的反通胀的政策，是在结构性改革过程当中完成的，而结构性改革为解决银行和国有企业两大国有部门的低效率问题做出了非常正面的贡献，是2002年之后生产率加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想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应该会持续到今天，而且中国会有一个比现在更令人满意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

但是亚洲出现了亚洲金融风暴，朱镕基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给1998年的中国经济带来了直接的负面的影响。例如，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是负增长的。由于出口大幅度下降，出口转内销便不可避免，国内的供给突然增加，导致国内产能过剩。于是，明显的通货紧缩开始了。但是因为国内价格的下降使中国的实际汇率下降，抵消了名义汇率不贬值的负面影响，在1999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又开始恢复，而且增长率达到35%。这个出口强劲的现象从此得以继续。但这一切都与人民币与美圆的固定汇率有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在中国意味着选择固定汇率的制度了。本来在1994年汇率改革的时候，中国明确提出的汇率机制是有浮动的管理汇率。但事实上，在1998年那个时候，汇率是不能动的，而且我相信也没有人敢于提出调整汇率的意见的。

除此之外，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改变了朱镕基政府对外汇储备的看法。政府以为外汇储备不足是东南亚国家难以抵御国际投机资本袭击的主要原因，于是决定尽快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越多越好。我相信大家如果看看1998年之后的经济学界的文献和言论，你会发现有不少的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不认为中国应该最大化外汇储备，但是当时政府是听不进去的。从此朱镕基政府就开始在外汇政策上实施了长达十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度。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400亿美圆，而今天已经高达1.5万亿美金。一直到今年5月份，央行才修改和放松了这个强制结售汇制度。今天的做法是，企业要结算的外汇如果低于央行规定的下限的话，央行是不收的。从今年7月份之后，外管局和央行更有一个新的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后，商业银行都要用外汇来支付存款准备金。这样的话央行就把人民币回笼了，减少了流动性，同时央行也减少了外汇资产的储备。我认为在1998年时制定强制结售汇的政策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政策，但是在2002年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总量达到平衡之后却没有加以及时的调整，从而导致了今天流动性过多的局面。这是一个需要检讨的政策环境。

所以，尽管1998-2002年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但是由于中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走上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中国的出口形势越来越好，推动了中国在通货紧缩时期的经济增长。当然，出口的强劲同时也就迎合了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的政府目标。在国内经济方面，朱镕基政府为了消除通货紧缩，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大量增加政府的国债，加大公共部门的投入，推行赤字财政。这是为了缓解通货紧缩的局势所做的相对来说正确的事情。以政府主导的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最终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发挥了效果。所以到了2002年，中国经济的宏观不平衡现象基本得以矫正。应该说中国在2003年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但是我们却错过了一个很好的结构性改革的机会。从紧迫性来说，应对通货紧缩的外汇和汇率政策以及公共财政政策应该让位于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政府应该在2002年把注意力迅速调整到结构性改革上来。结果却没有这么做，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6年的通货紧缩结束以后，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调整政府主导的支出和投资政策，也没有调整汇率和外汇管制政策，继续了1998-2002年的政策，结果中国经济又因为流动性的泛滥而马上进入了经济过热的时期。从时间上看，2002年是党政领导人换届的时间，而新的领导人更加关注社会的和谐和民生问题，因此，结构性改革不太可能成为2002年之后的政策的首选。

很多人会认为，对新一届的政府而言，社会的和谐和民生问题比结构性改革更重要。但是，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当前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就业和低收入者的收入的增长。而就业和收入增长依赖的是就业创造。而就业创造离不开私人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和城市化的进程。1998年之后，因为要摆脱通货紧缩，政府扩大了公共部门的支出。1994-1998年间，公共部门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银行方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职能。今天，政府还“垄断”了太多的资源和机会，对私人部门的发展还很不利。土地的流转和城市化进程依然缓慢。私人企业进入的壁垒还到处都是，政府垄断的行业和中央大企业对政府政策制定和立法的游说能力一天强过一天。这些都将从中长期妨碍有效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能力。中国经济当前最需要的是私人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扩张，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人口。

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讲中国面临的抉择，其实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还是会记得30年前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建立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改革是为了什么？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不完成结构性的改革，不扩大私人部门，缩小公共部门，我们就不能建立起一个市场的经济体制。朱镕基的改革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是把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和改组，从而改善了我们大量企业的竞争力，也使我们的国有银行有了一个重生的起点。但是他还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公共部门的改革没有完成，那就是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和政府垄断的职能。

在没有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应该重启结构性改革的议程，改革的重心应该触及公共部门中最核心的部门——政府部门。这个和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有没有冲突呢，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压缩政府的规模、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垄断职能，让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公共品的提供方面的重要职能，我认为这是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的。我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现有的公共部门的合法性、它的生产性支出和垄断，以及公共部门的体制刚性可能会进一步固化，越演越烈。我也很担心垄断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会使政府出台越来越多的反市场化的政策，抑制私人部门的发展和就业创造的能力。如果我们今天丢了这个重要机会的话，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可能还会进入另外一个十字路口，而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周期循环。谢谢。

朱学勤纪念南京大屠杀70年的文章(值得我们深思)

Thu, 20 Dec 2007 05:31:01 GMT

人自轻，方有外人轻之。中华民族何日摆脱这一局面？不幸的是，笔者今日尚未看到根本之变局。转帖这篇历史学家视角下的反思，是为《大音希声》纪念南京大屠杀70年之第二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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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已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年纪念，从“七七事变”起算，中国宣布全民抗战也已经七十一年。抗战八年，军民伤亡达2900万之众，物质损失不计其数，人权、物权牺牲之惨烈，超过二战任何一个参战国。包括笔者在内，每一个中国平民家庭都留有祖父母一代被战争戕害的记忆，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呐喊，没有理由不纪念。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应得之补偿、民间应发之控诉，并没有得到日方乃至世界舆论相等程度的尊重；甚至成反比，在世界人权舆论中还不及当年的战败者日本与德国。这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基本面，这是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造成这一基本面之外因，当然有欧美中心论作祟。我曾利用在美国短暂访问，关注过他们通用的二战史地图。中国本土战场在那一类地图中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要说南京大屠杀，即使如淞沪战役这样双方投入上百万军队，作战规模不亚于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决战，也找不到相应标记。而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对日作战经过，从珍珠港事件到后期逐岛争夺，事无巨细，一应俱全。如果是美国史地图，这样标记无可非议，作为二战史地图，如此绘制当然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够格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读那样的二战史地图，心情可想而知。若论内在原因，所在多矣。谨以今日可言者试言其三：

一、数据随意，忽上忽下。如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从日军在华建立户籍编制，到今日户籍管理，也许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有长期民事档案可查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二、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变动而变动。上世纪50至60年代，出于冷战意识形态，中国曾不断派出代表团去日本参加反战反美活动。翻阅当时报纸杂志，报道中日联营参与反战反美的新闻与文学作品，远远超过纪念中国民间的战争苦难。印象中最深的是《收获》杂志，曾刊登该刊主编参加广岛反战归来的长篇散文，作者访问那里的受害者，有名有姓，描绘其创伤，绘形绘色，极富感染力。虽说日方民间创伤也应该纪念，但作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同情心已经转移，显然不在二战反法西斯盟军，而在被盟军击败的日本一方。左翼文人当年是催逼抗战的先锋，为此曾鼓动学生上演多少街头政治，为何在抗战胜利后同情心转移，而不是一如既往，坚守民族自尊，以反日、抗日为第一？那样的文章那时并不罕见，在这里仅举一例。作为左联成员，他们都参加过八年抗战千里流离，饱尝颠沛之苦，我也相信那样的文章只反映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反映他们真实的历史记忆。左翼文学汇入左翼意识形态成为其组成部分，令人齿冷，那是一代人的错误，没有必要苛责个人。但是，当一个民族的底层民众不能正常抒发战争苦难，这一民族能够发出的声音却是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而俯仰，令外人如何观感？半个世纪以来，对这场战争的价值评价我们发生过多少次变化？内如承认正面战场，外如对日交涉开放民间舆论，昨日为非，今日为是，虽是节节进步，变化频仍，太不稳定，外人适应这个变化，总要有个观察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不可能很快赢得世人尊重。

三、制度落差，制约民意。中日之间曾为敌国，但在制度层面，战后日本已经转轨为民主宪政，这是不争之事实。这一制度落差，以及民主社会内政府行为与民意倾向之间的差异，我们却时常遗忘。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最后调查结果，只有千分之四的学校使用了令人愤怒的那一种。在民主制下，一个社会并没有统编教材，虽有类似教育部的文教部门，却绝无权力指定民间使用何种教材。我们以己之“制”，度人之“教”，一见有学校使用那种教科书，立刻认为是官方所为、全民意向，于是愤青四出，狂呼口号，滥演“爱国”秀，贻笑大方而不知。反过来看自己，同样以巴金为例，老人晚年再三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戒惧后人崇尚暴力、残害同胞，时至今日，这一遗愿实现了没有？

人自轻，方有外人轻之。比上述阅读美国二战史地图时间更早，我曾在上海录像馆看过一部内部放映的中日邦交十周年纪念片，制片者为日方，价值立场中间偏左，可谓友好人士。片中说，田中角荣访华签约前曾派出一个外务省代表团打前站，一行人启程时有预案，应对中方可能提出战争赔款，谈判着力点不在有无，而在多少。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方没有思想准备的地方，谈判差点“崩盘”；而已经有预案的战争赔款，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零障碍”过关！“喜讯”传到东京，一直在等待谈判结果的日本外务省大喜过望，整栋楼欢呼起来，灯光一夜不灭，喧闹激动，通宵达旦！这一画面使我受到的刺激，坦率地说，要比后来翻阅美国二战史地图深刻，不是郁闷，是愤懑，回家枯坐，整整一晚不想说一句汉语。

我们该从历史中学习什么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不可能孤立存在。本民族王朝循环历史惯性还在，垂直向下；外来横向冲击及其反应力图打破这一封闭性循环，将垂直维扳倒，趋向水平维，改封闭为开放，将中国与世界联成一片。垂直维与横向维交集成一个动态十字，沿对角线前移，历史趋势是打破王朝循环，走向现代民主。此后发生多次中外战争，无论是单独对英、对法、对日，乃至慈禧同时向八个国家宣战，那都是王朝战争，屡战屡败，与1938至1945年具有现代意义的全民抗战不可比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民主阵营联接在一起，民主阵营胜，中国民主前途存；世界民主阵营败，中国民主前途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前此后中国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光明如此幸运的战争结盟。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付出最多，最终哪怕是惨胜，中国人也是赢得最多，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将自己的双重命运——民族与民主的命运全部抵押了上去，赢得了双重前途。由此而论，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是20世纪中华民族诸多纪念日中第一纪念日。这一天具有双重意义，无论怎么纪念都不过分：她不仅挣脱了民族危亡，还赢得民主建国的前途，甚至赢得世界四大列强之一的历史性地位，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应该从这一年这一天开始。

随后而来的内战打断了这一前途。抗战八年以惨胜终，中华民族何等幸运，抗战之后紧接内战，中国民众又何等不幸？中国居然成为二战参战国中唯一爆发大规模持久内战的国家，甚至二战结束，因二战而起的冷战也已经结束，内战穿越冷战，台湾海峡成为中华民族空前胜利之后，却立刻切下的巨大伤口，至今未能愈合。日本利用两岸内战状态，迅速摆脱另一战败国德意志被管束地位，不仅没有承担应付之赔款，相反是来回要价，与两岸分别签订和平协议，过程拖延30年之久，享尽渔人之利。最终形成的局面，是理应赔款明偿，却以贷款暗索，战胜者无光明正大之气象，战败者有放贷让息之怨恨，不伦不类，暧暧昧昧，与欧洲战场结束后泾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年年纪念抗战，却不能赢得二战胜利后世界进步舆论甚至战败国舆论应有敬重之根本原因，也是上述基本面之基本。

大音希声: 新闻与政治

康乃尔大学Johnson商学院本科排名跃居全美第四！！！

传奇学者 叩响世行之门——世行正式任命林毅夫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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