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 学术研究

卜凯论坛2008特期——博士生面对面

Thu, 03 Jul 2008 14:11:13 GMT

今天上午，我回到母校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2008卜凯论坛特期上向研究生们作了题为《经济学中的消费者选择与偏好》的报告。此外，密歇根大学的孙顶强博士、我的昔日同窗周力博士、赵文博士分别从自己研究的角度作了启发式的演讲。

我今天的演讲触及“选择”与“偏好”这两个微观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大家知道，选择只要满足三个不太强的假定（瓦尔拉斯法则、WARP、零次其次），就可以满足我们实证分析的需要。但是，这并不足以保证存在一个很好的偏好。偏好视角下的几乎每一个假设前提都存在明显的反例。于是，经济学开始过分的依赖数学，以弥合“选择”与“偏好”之间的鸿沟（例如加入替代矩阵的对称性、负半定等）。但是，很多人可能并没能意识到，我们在选择视角下加入的额外假定都只是充分条件。虽然最终“选择”视角可以推导出与“偏好”视角一致的分析结论，但隐患还是留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高级微观中对于个体加总的分析、厂商的分析、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不确定性的分析，甚至采用以上工具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无不存在这个隐患。

可以看到，以丹尼尔.卡尼曼、特威斯基等人为核心发展出的“行为经济学”，在西蒙.赫尔伯特的基础上已经试图采用新的理论去揭示未被解释的行为，并试图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偏好框架作出修补。另外，实证经济学研究者则采用更易观测的“选择视角”，试图基于观测到的选择来解释行为。关于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经济学该向何处去？理论更加严格？更关注真实选择？我们拭目以待。

演讲稿可通过卜凯学派中国农情研究网 http://web.cenet.org.cn/web/ecocxi/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106948&detail=2 下载。

参加IAMO Forum 2008

Tue, 01 Jul 2008 15:43:28 GMT

6月24日-6月29日，我赴德国参加了莱布尼茨中东欧农业发展研究院举办的2008年度国际论坛。本次论坛由来自世界各国的150位学者参加，并首次举办中国专题。我在中国专题讨论中报告了钟老师和我的关于城市消费者生物技术食品消费偏好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与台下的提问者探讨了生物技术食品的种植现状及其在中国的一些特殊问题。会后的交流中，我分别与德国和俄罗斯的农业部官员就中国农业土地的产权改革做了深入的交流沟通。

QUCAN会议小记

Thu, 12 Jun 2008 22:27:22 GMT

前三天的QUCAN会议给了我很多启发，而且更多是非经济学领域的。一位来自UHI的学者阐述了北欧福利国家的一个常用概念，"Equivalence"。他说的是北欧各国的不同地区都在争取“相对等”的权利，比如公共品的提供。是不是地区面积小就可以根据一定比例减少公共产品的提供呢？这在北欧的芬兰、挪威、冰岛等国家是不允许的。这让我想到了欧盟的扩张可能在该地区导致的一些列问题。按照福利国家的传统思维，为了"Equivalence"而斗争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欧盟面对的问题真的很多。同时，促使我思考的是北欧国家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并没有产生贫穷，特别是面对人口密度低的情况。他们的经济效率没有因为“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而降低。我需要了解更多的当地情况才可以给出合理的判断。

另一位学者让我印象深刻，他探讨了目前美国与欧洲普遍兴盛的decentralization。过去联邦所行使的再分配职责正在淡化（从尼克松政府开始），2000年后几乎消失。相应的州政府开始履行一些联邦的职责，但是相对于最基层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们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基层的地方政府在再分配以减少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如何呢？目前美国理论界对此褒贬不一。据我所知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央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作用依然巨大。因此，中美的比较研究很有意义。

说到比较研究，有以为来自爱尔兰的学者讨论了美国的农业政策以及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他发现美国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农业政策纲领，而欧盟正好相反。他尝试用一个“路径依赖”的框架去解释这里的巨大不同，其中欧洲的农场主游说者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

来自康奈尔的一位教授演讲的内容是如何将家庭生产时间有效的计入国民收入帐户里。他并没有在这里止住，二是进一步探讨了这样的休整后欧美的国民收入账户会产生什么不同。。。

来自美国本土的一位学者采用著名的Luxembourg Income Study（LIS）数据研究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各年龄阶层的贫困情况，结果发现美国在各项指标方面都相当遭糕。他本想重点阐述自己对此的想法，有趣的是场下的听众不停询问的问题却是关于中国的。因为这位演讲者在研究中引入了中国的城镇调查数据(CHIPs)。众多学者就中国数据的可获得性产生了热烈的讨论。再次证明，研究中国问题如今是相当的热啊！虽然有中国的那几栏数据都相当的惨不忍睹，但这仍然让我感到振奋。

有意思的研究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和详述。我此次最大的体会仍然是，参加社会学领域的会议给我的启发远大于经济学界的会议，我越来越觉得idea是最重要的，而经济学的学术会议因为数学上的严谨而产生了思想上的贫乏。

要素市场、汇率与土地制度

Wed, 11 Jun 2008 19:34:04 GMT

大音希声按：

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学界对于宏观经济学讨论的热门程度远胜于微观经济学。其实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我们把很多本属于微观主体决策的内容都放在了宏观政策的讨论里，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又似乎认为“宏观调控”及相关词汇就是宏观政策的核心。其实要素市场的配置就是一个典型的微观问题。我们不能再仅以一个宏观决策者的身份解决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要素市场的扭曲，以非市场的调控方式应对扭曲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科学态度。看看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问题、劳动合同问题，土地市场中的政府硬约束，资本市场中的汇率问题。我们的改革已经经历30年，我们只有以更先进的思维方式方能驾驭这些仍然存在的顽固扭曲。与其说这些是要素市场的扭曲，不如说是我们改革思维的扭曲。希望文老师的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更新自己的旧的改革思维。此外，我想说的是，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以及斯蒂格勒两位教授各自根据其讲义编写的《价格理论》值得我们再读，今天来看其内容仅相当于初中级的微观经济学，但其思想则远胜于此。

要素市场、汇率与土地制度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

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今天被频频使用的术语，在那里竟无人提起，也不屑提起。与宏观和微观相对应的场合，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一律用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代替。刚到芝加哥时，我曾十分纳闷，有一天忍不住问一位美国同学，为什么不用大家都懂的名字，而要另起炉灶，别出心裁？答案十分出乎意外：芝加哥大学所起的名字更能画龙点睛，击中要害。

　　按这位同学的说法，宏观经济学的关键是根据经济的增长速度，确定相应的货币供应，使经济体能平稳而持续地运行，免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干扰；而微观经济学的关键是理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价格体系，使之反映所有要素和产品的相对稀缺性，才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记得当年听了这位同学的一席话后，有顿开茅塞之感。后来学习国际经济学时，又意识到在三大要素市场外，外汇市场也至关重要，因为外汇市场上所产生的、用本国货币购买一单位外币的价格，也即汇率，决定了本国一切要素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价格。

　　如此看来，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建立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离开要素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发育完善，要素价格并不能真实反映本国各种要素相对本国秉赋的稀缺性。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充分竞争市场上形成的产品价格，可分解为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总和。而计算这些成本，是离不开劳动的价格（工资）、资本的价格（利率）和土地的价格（地租）的。所以，在要素市场上所形成的要素价格决定了本国一切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化时代，外汇市场上决定的价格又决定了各国的国内价格之间的转换和国际贸易中所有产品的比价。如果一国的要素价格是扭曲的，即使该国的外汇市场上的价格没有扭曲，该国的所有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扭曲的。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要素市场和外汇市场都要理顺，才能使该国的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真正反映其资源秉赋的相对稀缺性。

　　一国外汇市场的扭曲不可能长期存在而不引起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这种失衡不但会引起国内物价和货币流动性的异常，也会引起越来越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所以，在内外压力下，外汇市场的扭曲比较不容易长期存在。可是，一国的要素市场的扭曲却可以长期存在，因为不会构成直接的国际摩擦。

　　中国仍在迅速增加中的巨额外汇储备固然部分地反映了汇率的扭曲，但也部分地反映了本国要素市场上的扭曲。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年，可是，由于强势利益集团的自利行为，中国显然在调整要素市场的扭曲方面进展缓慢、阻力重重。现在只能主要靠调整汇率以避免通货膨胀的日益恶化，减少与各国的贸易摩擦。不过，在使人民币逐渐升值的过程中，由于本国要素市场的扭曲迟迟得不到纠正，人民币究竟应该升值多少，均衡汇率究竟定在什么水平上，只能根据外汇增量的大小和快慢判断。从外汇增量的构成来看，既有贸易顺差和正常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大量投机性热钱，如果完全靠外汇增量判断升值，无视本国要素市场的扭曲，人民币就有过度升值的风险。

　　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判断呢？理由如下。在前几次的杂谈中我指出，服务业的发展一般不会导致严重的国际摩擦，原因是服务业的产品以非贸易品为主，主要靠国内市场消化。即使名义上出口到外国的服务产品，其实大多也是在中国境内完成消费。例如日益兴隆的国际友人来华旅游，他们的吃喝住玩，就是中国的服务出口。另外，在中国境内为外国企业和居民运输、传递物品等，也算出口服务，都要使用中国的人力物力，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却不会导致外国的反弹。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部门，最能吸收劳动，特别是非熟练工人。

　　服务业的发展以人口的集中,也即城市化为前提。可是,现行土地制度使国家在决定城市用地的供给方面获得绝对的垄断权力。各级政府为了使土地转让金极大化，在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的同时，收取高昂的土地转让金，导致中国城市化成本的人为上升，增加了通过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的困难。已有大量实证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至今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最新发布的资料，预计到2008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超过50%。同时，预计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将从2007年的75%提高到2030年的81%，不发达地区的该比重将从44%提高到56%。中国2007年的城市化水平是45%。虽然从1978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算慢，但带有对1949年到1978年城市化停滞不前的补课性质。今后中国的城市化是否能维持过去30年的增长速度，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这是因为，今后城市的人口来源主要是中西部比较贫困的农村居民，而中国目前的房价已经抬到很高的水平。

　　迄今为止，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主要靠发展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来吸收。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更有极大的差距。如果城市化的成本降不下来，今后中国的服务业还会继续严重滞后，中国还是必须借助制造业吸收剩余劳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虽然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大王，也算世界一大奇迹，可是全国的收入分配，特别是城乡差别却日益恶化，造成内需不足，因而只能靠大量出口制成品，利用国外市场消化本国产品。多年累积的大量出超又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大陆虽然人均收入远远低于香港，但人民币以美元计的比值已远远超过港币，也是一大怪事。

　　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中国在劳动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自然在日益消失。在仍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的情况下，这种前景自然令人担心。如果能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使更多的城市得以迅速崛起，使服务业得以大大扩张，使中国不必主要依靠制造业和出口解决就业，因而制造业不需要畸形发展，外贸的顺差就可以逐渐下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就更容易化解。

　　当然，改革要素市场并不容易，尤其当要素市场的扭曲根源于过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时候，除非痛下决心，一国的要素市场的扭曲可以长期存在而难以纠正。最近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令人意外的是，在中外专家云集的论坛上，大声疾呼要对要素市场做彻底改革的，反而是像高尚全、吴敬链这样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一些年富力强的经济学家对此却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已经完成，最多有些小小的尾巴，似乎不必大惊小怪。这使我感触良深，也为中国今后的改革方向暗暗担忧。

　　我先前的几篇杂谈指出,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现在获得了在市场上比较自由的流动，寻求自身价值极大化的权利。其实，即使对这些要素来说，也仍残留种种限制，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对某些领域和部门的垄断，对民营资本进入某些领域和部门的禁令和对农村居民仍然施加的身份、权利的歧视。例如尽管已经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金融业，但民营资本却不得其门而入，继续被排斥于这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领域之外；又如，虽然农民所拥有的劳动要素现在可以流动了，和当年董辅仁所说的束缚于土地之上不得动弹的农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他们想在城市定居下来，像城市居民那样建立家庭、抚养后代时，就会发现，在现行的户籍制下，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二等公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寻找工作，甚至在人格方面，他们都会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如孙志刚事件。希望今后不要再以付出无辜生命作为改革残存的歧视性各项制度的代价，这种代价太沉重，太残忍。

　　在三大要素市场中，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尽管残留各种限制，但毕竟已经允许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和交换，以寻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结果大大促进了整体经济的效率和产值。可是，现行的土地制度拒绝承认土地的要素身份，拒绝承认农民在土地市场上拥有平等而自由交易土地的权利。土地作为一切实物财富的载体，其价格的扭曲可以有严重的生态后果，如果这种扭曲反映为人为地低廉定价,必将导致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和浪费。土地价格的扭曲也可以有严重的收入分配后果，如果这种扭曲表现为一些阶层依靠政治特权廉价获得土地，转手获得暴利，而农民虽然是其所有者,却受到种种歧视,被迫作长期的不等价交换,无从分享土地增值本来应该带来的收入和财富。

　　这种态度既无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又漠视农民因此遭受的损失。今天，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对民营企业的资本予以剥夺，既损害效率又违反公正。承认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本产权应该由知识分子拥有和使用也已成共识。那么，对收入最低的农民，为什么仍要将由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土地制度继续强加于他们的头上呢？特别是当这种土地制度甚至使中国的汇率都在发生扭曲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要将这种过时的土地制度长期化呢？

参加QUCAN2008国际会议

Mon, 09 Jun 2008 04:16:31 GMT

6月10日-6月13日，我将应邀参加QUCAN2008：International Rural Research Conference。该会议每年一届，由世界五所大学轮流举办，他们是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Q), UHI (U), Cornell University (C), Aberdeen University (A) and Newcastle University (N)，合称为QUCAN group。会议聚集了五所大学中的很多农村社会发展领域的学者。本届大会由康奈尔大学社会发展学系以及UHI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emote and Remote Regions承办。几天前，组织者给我发来大会首日的主题演讲(安排如下)。此外，在会议第三日的post graduate专场: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我将作15分钟的演讲，主题为，中美两国消费者的生物技术食品消费。本次会议还有一次Field Trip,参会代表将参观伊萨卡周围的涉农企业。稍后我会上传会议照片。

June 10th 2008 （主题演讲日）

2:00- 2:15 Welcome

Max J. Pfeffer, Professor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2:15-3:30 Plenary Address

Tim Smeed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Syracuse University. “Logic and Strategies for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Income and Well Being: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iscussant: Mark Shucksmith, Professor of Planning,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3:30-4:00 break

4:00-6:00 Three Perspectives o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Rural Change

John Bryden,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Aberdeen, and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Highlands and Islands Policy Web, Inverness. “Territorial Equivalence as an Idea and Practice.”

Discussant: Tim Smeed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Syracuse University

Philip Lowe, Duke of Northumberland Professor of Rur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nd Neil Ward, Professor of R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rector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ow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Rural Studies.”

Discussant: Sally Shortall, Reader in Sociology,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John Davis, Professor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Economics,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A Comparison of EU and US Approaches to Rural Development.”

Discussant: Mildred Warn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Cornell University

国富国穷，原因何在？

Thu, 10 Apr 2008 00:01:28 GMT

这次的“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我已经期待很久，对于人类财富的各种讨论始于人类的初期，经过三百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这个问题更有趣而且更深入了。在我反对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浪潮中，对于人类财富的研究是这一浪潮涉及的很重要的领域。但有几位学者我始终敬佩，其中就有James Robinson和Daron Acemoglu，他们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思考，再次证明经济学不是“沉闷的科学”。James Robinson最近来到北大，作了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

我本人今后的研究兴趣会在对人们收入、财富分配的研究，但对收入的研究不是目的，只是希望透过这一学界已经认可的渠道看到其背后更深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什么一些国家贫穷，而另一些一些国家富裕？为什么世界上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大逆转，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和殖民化运动后？人类3000年前是这样的格局吗？是什么内生于这一财富分配的表象，产权？创新？政治制度？地理？疾病？。。。我的阅读和思考告诉我，这一领域的研究将极具活力，他将接近人类发展的终极命题。对于刚刚接触这一领域的人们，我推荐Daron Acemoglu所写的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作为导引。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官方网站可以下载。http://www.nber.org/papers/w8460。此外，我曾就此文章做过一个介绍，powerpoint详见卜凯学派中国农情研究网 http://web.cenet.org.cn/web/ecocxi/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97556&detail=1.

我将讲座简报转帖如下，希望让更多的人阅读、思考。

国富国穷，原因何在？

James Robinson

哈佛大学

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事实，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巨大的人均收入差异。当今世界的人均收入差别对于人们的福利、生活水平以及其他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和伊拉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不是一个偶然的原因，相对的繁荣改变了，地缘政治将会不同。西欧、北美、南非、亚洲各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差别与最近的两三百年有关。

一个时常发生在前现代社会的现象是，一个经济体或国家在经历一个时期的经济成功以后就会有所倒退。例如，Hopkins用西地中海中轮船失事（shipwrecks）的数量来衡量罗马的兴衰，他运用这一数据表明与贸易模式（trade pattern）相联系的罗马的兴起和繁荣以及后来的没落，我很喜欢这个例子。事实表明，许多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在经历长时间内的经济成功之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成功的反面，这已成为一种发展模式，被称为“停滞的长期模式”（long-run pattern of stagnation）。而荷兰经济或者英国经济（Dutch and British economy）在现代早期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发展模式。

根据由Maddison估计的人均收入图表，在公元1年到1870年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在最近产生的巨大收入分岔以前，在西欧的部分地区有一些社会的经济在加速增长。而我要强调的是，加速的经济增长与这两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变迁和政治制度变迁之间很明显地存在部分相关性。例如，荷兰曾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皇朝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行省，而荷兰的经济增长就始于荷兰对哈布斯堡（Habusburg）的反抗。再如，在英国，主要的政治变迁体现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君主的利益和国会所代表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国会代表了上升中的商人商业利益。发生在国内战争中的冲突和斗争导致了政治变化，最关键的就是对君主的限制和国会权力的上升。它们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有别于君主的利益。经济制度上的变迁也同时发生了：金融机构变化了，垄断被取缔，私人产权更加安全了。所以，经济增长看起来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相关。

Simon Johnson和Daron Acemoglu教授构建了对早期现代欧洲政治制度的估计变量——“对行政部门的限制”（constraints on executive），这些变量是根据对民主以及政治系统中其他方面的数据构建的。他们的研究表明，英国和荷兰出现了政治上的变化，通过政治制度变迁，英国变得与其他欧洲国家显著地不同。历史经验暗示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有关”的假说。

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今天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原因是十分重要的。有人认为世界收入差异源自于北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但要注意的是，它们并不能代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更加一般化的假说是，经济的增长源于制度创新、特别是看似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们的工作所建立起来的直觉是否足够一般化，能否用于理解跨国数据，能否作为合理的解释发展差异的原因？

首先要指出的是，荷兰与英国发展经验同今天的世界人均收入差异有关。最近十年（1985-1995）中人均GDP与产权安全性的关系表明，经济制度与产权的安全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产权安全性越高，则人均收入也高。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因果性的存在，表明如果穷国能够改进经济制度以使产权更加安全，它将会变得富裕。而英国在光荣革命中的政治制度发展主要表现在对行政部门限制上。在跨国比较中我们看到，对行政部门权力的限制同该国经济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对行政部门更多的限制似乎总是伴随着高人均收入。关于荷兰与英国发展的假说看起来与当今的跨国数据及相对发展相一致。假说暗示的直觉表明不同的经济发展与不同的制度（可能是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有关。

一个问题由此产生——不同国家中的不同制度是怎么来的？英国通过抛弃旧制度的方式获得了新制度；而非洲国家的制度很差、激励低下，那它们为什么不改变这些落后的制度？在一个看起来有点停滞的经济中，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社会结构的变迁等都来自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我们判断制度好坏的想法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观点。君主认可了垄断，掠夺了人们的财产，这对君主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个英国社会来说是可怕的。后来怎么样了？是否有人劝詹姆士二世说这对整个社会有害？社会并没有等待他，他在战争中失败了。战争使制度发生了变迁，君主不再拥有同样的权力了。社会中有冲突是因为不同的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社会群体具有重大的影响。一个社会有怎样的制度是一个政治过程的结果（outcome of a political process）。

英国的政治变迁导致了激励环境的改进。我们常常希望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好的经济效果，但结果往往是相反的。导致这一答案的有两个机制：一个是特定的经济状况决定了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使得某些人无能力改变、而某些人有能力选择可能对整个社会不利的制度；另一个机制是，制度不仅仅分配收入，还分配政治权力，特定经济制度的特定政治后果也同样重要。这里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非，南非的历史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刻画了一种经济制度，它对于整个经济非常不利，但对小部分群体却很有利。南非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类似美国、加拿大，不同的是在英国统治期间，北美的原住民死于疾病，而南非由于和世界其他国家有着长期贸易联系，原住民对于疾病具有免疫。南非的社会大多数人口——大约85%——是黑人，白人人口比例低于15%。南非的经济被组织成一个有利于白人从黑人身上抽税的系统。白人拥有约占国土面积90%的广袤土地，黑人被迫回到他们狭小的聚居地，为了用低工资雇佣黑人工作，白人使得全国很多地方无法形成独立的维持生计的经济。更进一步的是，为了让黑人在农业部门工作，白人限制他们获得技能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列出他们不能涉足的行业及资格，使得黑人进入了低技术劳动力市场（low skill labor market），从而获得低工资待遇。从1917到1994年，白人的人均收入一直都是黑人的10倍左右。可以说，为了满足白人从黑人身上抽税，劳动力市场制度，土地和资本的可获得性被完全扭曲了。

另外一个例子表明了政治怎样影响经济制度。通过细察塞拉利昂（位于西非）1913和2005的地图，我们会惊奇地发现：1913年地图上有一条铁路在2005年的地图上消失了。塞拉利昂曾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独立于1961年。独立初期，北方和南方分属不同的势力范围，代表北方势力的史蒂文（Siaka Steven）在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掉铁路，以孤立和破坏支持南方势力的经济，以控制国家的中心地带。这个社会主要的出口品是咖啡，位于铁路沿线的曼德兰（medland）是最重要的咖啡产区，咖啡通过铁路运送出口，而现在铁路消失了，对于咖啡种植者和塞拉利昂的经济极具破坏性。那史蒂文为什么要拔掉铁路？因为这给史蒂文带来了政治上的优势。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了政治偏好和制度冲突对于理解我们拥有何种制度非常重要。

英国的光荣革命后，权力从君主手上转移到了具有不同制度利益的国会群体上。权力被对社会合意的经济制度有所偏好的社会群体所控制。同时也有政治制度的变迁。光荣革命改变了政府的特权从而遏制了垄断。英国人开始于一个不好的制度，但他们发展了它。这一制度的发展是光荣革命前的一个世纪里发生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这是修道院衰弱（expiration of monastery）的结果。可以从社会群体拥有的土地的百分比看出来：在1436年时，士绅阶层（gentry）只拥有少量的土地；在英国历史上，士绅是具有商业倾向的地主，他们为市场生产，通过并购教堂的土地而实现扩张；土地的扩张加快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到1866年，士绅成为对改变经济制度和控制专制统治具有强烈兴趣的群体。另一个在17世纪发生的事件是远洋贸易的扩张。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17世纪英国的政治冲突发生时，投资于贸易的商人对于制度变迁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在国内战争中，他们站在了国会一边，并且对于改变既有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巨大的兴趣。我想这期间的巨大的结构变迁——英国社会，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商业扩张——对于利益和社会权力的分配有着巨大影响。光荣革命是一个在质上很不同的社会革命。一般来说，革命的总表现为：它发生了，但后来倒退了。 Robert Miehels教授称之为“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寡头铁律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的高层改变了，但他们的利益及行为与先前的统治者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英国，国会从君主那里得到了权力以后，却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光荣革命在英国发生以后出现了很大的分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技术通过工业革命传播到西欧各地，拿破仑时期的西欧通过国家间的冲突和制度创新，推进了经济发展。这使得西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工业革命的成果快速传播到了西欧低水平国家，但没有传播到非洲。为什么非洲出现了停滞？制度瘫痪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何非洲那么穷：非洲的经济制度没有创造出对经济繁荣、资本积累、产业创新的恰当的激励。将非洲和欧洲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荷兰和英国、以及之后实现发展的欧洲国家，与美洲，亚洲的海外贸易对于经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动态影响。而在非洲的贸易则是一种所谓的“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它破坏了非洲的政治，使非洲国家变成了机器；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充满了战争，这对于非洲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恶劣的动态影响。在现代早期，分岔在西欧与奴隶贸易盛行的非洲产生了。非洲有一个国家很成功，就是博茨瓦纳，作为英国殖民地，它的制度在非洲国家中显得不是那么典型，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拉丁美洲国家不同于18世纪的非洲国家，它们是独立的，不是殖民地，无需听命于伦敦或者巴黎，它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在拉美也存在着收入分岔。这也要追溯到现代早期。除了极少例外，19世纪所有的美洲国家都已经获得了独立，但北美（如美国、加拿大）获得了经济成功，发展了工业，技术发展得也很快，而拉美却完全停滞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南北美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很大不同。在拉美的早期历史中，西班牙的殖民者在印加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利于他们进行寡头统治扭曲的劳动市场，强迫劳动力参加劳动。但北美的情况则不同。1670年，当英国人到达北美时，在弗吉尼亚登陆并建立了詹姆斯敦（Jamestown），英国人最初的策略是抓到印第安酋长，因为一旦抓住酋长，印第安人就会提供黄金、白银、劳力。于是，他们派出军队在詹姆斯敦街上玩球，试图引诱酋长进攻詹姆斯敦。然而，这一策略对印加帝国来说很有用——因为印加拥有巨大复杂的社会，高人口密度可以负担公共品税收，但在印第安社会却难以发挥作用——因为它们的原住民没有南美那么多。英国人很快意识到，无法在北美建立一个类似南美或者南非的殖民社会，所以必须让英国人来工作，并且给予他们在殖民地的政治权利。早期历史中南美与北美的社会类型显得不同，很大原因在于它们的初始情况（如经济中的人口数量）不同，之所以无法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建立类似南非的殖民地，是因为北美没有黄金以及多余的原住民可以被剥削。早期创立的社会制度对于19世纪的社会有着重大影响。例如，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在南北美之间差异很大，这在19世纪就已经存在。拉美没有民主，他们是少量寡头统治的政权；北美则一直是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国家中的很多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了选举权。在今天，北美产权的安全性较南美高，对行政部门的约束也较高，不同的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发展绩效。如果我们从美洲或者非洲开始看，能够找到一个基于历史的制度原因，它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分岔背后的制度一致。

为了使理论更有说服力，我们必须考虑制度的持续性（persistence of institutions）。首先是美国的例子。在国内战争以前，美国南方是一种庄园经济形态，他们利用奴隶制从事棉花种植。奴隶制一般被看作一个极差的经济制度。所以和北方相比，南方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工业和基础设施较少。国内战争废除了奴隶制。这看起来解决了南方的问题，美国南方应该变得富裕了。但据统计，美国国内战争前，南方州郡的收入水平低于美国平均水平；而国内战争以后，部分南方州郡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一结果的机制是：当奴隶制不合法时，我们就不能再利用奴隶制了，但我们拥有其他的工具无法实现类似奴隶制的效果、无法达到剥削黑人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拥有的制度和过去的制度有极大的关系。经济本身又重新创造了制度。谁在战后重新创造了这些制度？阿拉巴马州是一个棉花产区，根据社会学家搜集的数据，发现在该州的三个黑人带（Black Belt）上，在战前拥有大量土地的个人，在战后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由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他们在战后仍然能控制大量的劳动力，并有能力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造。因此，尽管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但激励环境依然维持着原样。社会制度可能发生了变化（比如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抑或资本主义性质的），但这种变化只是社会精英的变动，是一个寡头行为，新的社会精英会采取与先前社会精英相同的做法。这就更凸显出英国革命的不同凡响，它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由一部分社会顶层代替另一部分，而是质的变化。

另一个重要例子是玻利维亚革命。有如其他拉美社会，玻利维亚的三个家族控制了锡矿，锡构成了该国90%的出口，同时玻利维亚具有很高的土地集中度。革命由称为“MNR”的国民运动发起，他们收回了锡矿和大量土地，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并废除了奴隶制。但这并没有促进玻利维亚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在革命前后都维持在0%左右。我们根据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估计发现：在革命之后的十年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平等程度开始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MNR的成功使得新的政治精英代替了先前的精英，但掌权者和国民之间的关系并无改变。顶层变化了，但社会制度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看起来有些悲观，但现实就是如此——一些事情并不必然会因革命而改变。

但有趣的是，政治均衡自己发生了。经济结构的变迁在这之中非常重要。一个例子是美国棉花采摘的机械化。棉花采摘是劳动密集型的，在机械化以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棉花采摘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机械化出现，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二战后大量劳动力移往北方，激励环境变化了。技术变化导致了激励的变化。

我试图根据英国经验和近期的跨国实证研究，给出对世界相对发展差异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尽管政治制度使得经济制度的变迁成为可能，但它也带来了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我们依然没有真正理解为何英国能够避免寡头铁律。英国的经验说明，很难创造一个对发展有利的政治均衡，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还存在众多的贫穷的原因。亚洲的政治均衡在同非洲、拉美在质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非洲和拉美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中专制（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但是我通过对于西欧以及非洲，拉美的考察所提出的解释，对于它们自身仍有很大的解释力。

一点想法

Sat, 08 Mar 2008 05:49:42 GMT

文中提到的现象普遍的存在于国内的众多具有农业经济相关教学、研究领域的高校、研究机构。应当说，我国农业经济学科教学、研究资源的分配存在普遍的不公，分配标准有待进一步改革。可以说问题很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里我想做的是，借助于晓华博士得出的可信的统计结论，摆出事实，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判断得出结论。

我国农业的重要程度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下降，但这并不能反映农业学科江河日下。如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所说，农业是一个“小宇宙”，他与众多学科的发展紧密交叉，它本身“五脏俱全”，在增进人类知识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取代。同时，如西奥多.舒尔茨所言，农业仍然是世界范围内广大穷困群体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改善他们以致全人类的福祉就必须进一步理解农业。对于这一重要学科，我们促进其发展并满足以上需求的手段尚有很多值得改进之处，其中改善教学与科研的现有资源分配应当是其中的核心。本文提交于此的意图正在于引起关心我国农业领域教学与研究的广大人士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点想法

http://www.personal.psu.edu/xuy103/rank.pdf

以上的链接引向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于晓华博士的一篇文章。根据1998年到2007年9月SSCI收录的172种杂志经济学文章数量排序，如果不区分作者单位排名顺序，南农共发表7篇文章，在大陆、香港、澳门所有教学科研机构中排第27位（如果同时考虑影响因子、页码等因素，排名也相当，在27－29之间；如果去掉香港的8所大学和金管局，我们排在大陆所有单位的第18位；如果在去掉中科院、社科院、农科院、CCAP和国家统计局，我们在大陆的大学中排名13。从独自发表能力这一指标看，我们的数值（0.52）也比较高。因此，可以推论即使仅仅计算第一作者单位，我们的排名也不会往下掉，甚者可能往前移（3篇）。（以上摘自钟甫宁老师的邮件）

正如钟甫宁老师所说，南农几乎在以一个农业经济专业对抗其他研究机构的更全面的（甚至整个）经济学门类。能在依靠南农自己培养的人才作为主要班底的情况下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不易！

事实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很好，已经并且仍在竭尽全力。但在此情形下，南农的农经学科是否得到了维系其发展的有效支持了呢？或者说我们得到的投入是否与我们的业绩、潜力和努力相匹配呢？我们要大胆的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更要思考，请全社会关心我们的人们共同思考。在中国经济学界大洗牌的今天，在各教学、研究机构招兵买马、欲大展宏图的时局下，我们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保持这一势头，并乘胜追击？作为南农毕业的研究生，我被南农悠久的并不断传承的学术积淀熏陶着，我也深刻的感受到我们面临的危机和机遇。看到老师们辛勤的、极具责任心的工作，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付出被其可控制以外的因素所抹煞。其实，其中很多因素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我坚信并非不可为。

一些天以前在CENET网站上看到这篇文章，今天再次见到，有说不出的感慨。

陈希

农经人才辈出　学科之树常青

引自《光明日报》
作者：倪峰

人们总是在追问，为什么一所农业院校会有一个享誉海内外的经济管理学科？为什么一个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能够培养如此之多的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翻开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74年的办学历史，你自然会找到其中的答案。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前身是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前者于1920年开设本科的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等课程并于1936年开始培养研究生，后者于1929年开设本科课程，1942年开始研究生教育。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历史在国内都最悠久，同时也最辉煌。

1929－1933年期间，时任农经系主任的卜凯（JohnL.Buck）教授组织了覆盖22个施168个样本点、38256个农户的大规模农村调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农户调查，其直接成果《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等文献不仅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的经典，而且被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农业和农村史的最主要资料来源。卜凯教授的夫人赛珍珠（PearlS.Buck）女士且得以为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大地》收集了丰富的中国农村与农民生活素材。以后继任的系主任乔启民教授等人又先后在山西和四川等地组织“农村复兴”等试验工作，为我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南京农学院农经系及其继承者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保持和发扬历史传统，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继续保持学科领头羊的角色，始终是我国农业经济学界的一面大旗。改革开放以后，南农农经系1977年恢复本科招生，1980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不仅在国内农经学科均为最早，而且成绩斐然：1989年首批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0年首批获得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2001年以满分的成绩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不仅自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为全国农经学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学科带头人刘崧生、顾焕章和钟甫宁三位教授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农业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农业经济学科组组长和全国高等院校农经院长（系主任）联谊会会长，在团结全国同行共同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获得了广大同行的支持和拥护。不仅如此，该学科还为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培养了大批学术带头人：远的有沈阳农业大学前校长朱道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前系主任严瑞珍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严英龙研究员等；近的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研究员和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温思美教授和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顾海英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杜金岷教授等。

国际农业经济学术界也到处可见该学科校友的活跃身影：现任院长钟甫宁教授自己就兼任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刊物Agricultural Economics的编委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加上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樊胜根、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预警中心研究员方成、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和高级研究员万广华、日本桃山大学教授严善平、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沈金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级讲师周章跃、澳大利亚墨尔本科技大学研究员程恩江等，以至于在许多农业经济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经常可以召开南农校友会，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经系的教授们则因某一年中接待的来自3个国家的5名中国访问学者均是南农校友而惊呼“南农帮”太厉害。

近年来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继续向前发展，除了教学科研上获得一大批国家和部省级教学科研奖励以外，人才培养的成就格外突出，先后有两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博士论文提名论文、一篇博士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由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不仅自身的发展长盛不衰，而且为全国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林毅夫：CCER是我终老的地方(转载)

Thu, 28 Feb 2008 04:02:10 GMT

大音希声按：

“CCER是我终老的地方”，这句发自林毅夫内心的话让我一直感动着。作为一名士兵，林毅夫有着抱着篮球游回大陆的“战斗精神”，作为一名教师，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作为一名学者，他挑起了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拿起经济学的“武器”为世界穷苦的人们谋福利的重任。

今天，在自己的博客里，我记录下这样一位学者，同时，更是对自己的勉励。为自己加油、呐喊。

他同样珍视另外一个角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
　　1993年底，一次会议的间歇，他与张维迎、易纲等几位同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聊到了在国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中心的想法，所有的人都感到兴奋。
　　然后是行动。1994年，CCER在北京大学成立，这是第一个由归国学者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
　　成立之初，CCER有政策、有两间半办公室和6位海归学者，而所有资金，都是“化缘”而来，“开始时主要资助者是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还有不多的一些私人捐资。”林毅夫说。
　　林毅夫的哥哥是私人捐助者之一。1996年，在他捐资成立的奖学金颁奖仪式上，他说，“我不了解我弟弟的研究，但我知道他做的事情一定对国家有利。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他的事业。”
　　世行也是坚定的支持者。1994到2000年间世行资助留学人员在CCER做客座研究，并参与各种CCER的学术讨论——1996年，世行该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就是在这里召开；包括斯蒂格里茨在内的多任首席经济学家也多次到访CCER，进行学术交流。
　　CCER有着国内罕有的管理框架。日常管理事务由主任会决定，教员晋升、招生和研究方向由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联系会决定。而它的教授会扮演着中心最高权力机构的角色，中心的章程、内部规定和战略方向的决定和变革，以及中心新进人员的聘任，由全体教授会决定——每个全职教员，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一人一票”。
　　如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古雅秀丽，被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经济研究机构”，在这里，如卢锋所说，数十位有着海外学术背景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为转型中国贡献认识增加值”。从成立至今，在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CCER发出的声音，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CCER的独立性与学术水准同样为人称道。中心从来不乏对政府批评的声音：卢锋对粮食政策、周其仁对电信垄断和土地制度直言不讳的批评……不仅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也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从成立之初，创始人员确立了学术独立的原则，此后所有的人“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这一原则”，而这一独立性，不仅是相对于政府政策，同样也相对于公众一时的舆论，在内部，教授们已经习惯了学术观点的分歧甚至是对立。“现在，学术自由和独立已经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林毅夫说。“几个天真的学者，有很大的责任感，因缘际会，很幸运地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谈及CCER，林毅夫的声音罕有地带上了感情色彩，他表示，世行任期结束后，他仍将回到这里，“这是我终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