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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声一个人如果真的热爱知识，一定要重视多少人获得他的知识超过多少人认为他很厉害...
May 17 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勇敢面对磨难，挺起中国人的脊梁！
今天，我和彬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了于康奈尔的Sage Chapel举办的追思会，为此次四川地震中伤亡的同胞们祈祷。烛光祈祷活动由多个组织联合举办，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群体的凝聚力，以及世界各国学者、学生的博爱精神。让我们祈祷世界和平，但愿人类不再经历这样的磨难。
（照片引自：CSSA）
Candlelight Vigil for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May 16, 2008 - 7:00PM to 8:00PM
The powerful earthquake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caused widespread destruction and has taken more than 22,000 lives to date. The cyclone in Myanmar in early May devastated the region and left over 77,000 dead and 56,000 still missing. Communities across the globe are banding together to offer their support and condolences to those affected by these terrible human tragedies. You are invited to join a candlelight vigil tonight from 7-8 p.m. in Sage Chapel to commemorate those who were lost, offer hope to those who are trapped, console the families affected by the earthquake in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the disaster relief effort. President Skorton will make remarks at the event, which is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SSA),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Association (MCSA), Cornell United Religious Work and First Ithac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pril 10 国富国穷，原因何在？这次的“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我已经期待很久，对于人类财富的各种讨论始于人类的初期，经过三百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这个问题更有趣而且更深入了。在我反对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浪潮中，对于人类财富的研究是这一浪潮涉及的很重要的领域。但有几位学者我始终敬佩，其中就有James Robinson和Daron Acemoglu，他们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思考，再次证明经济学不是“沉闷的科学”。James Robinson最近来到北大，作了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
我本人今后的研究兴趣会在对人们收入、财富分配的研究，但对收入的研究不是目的，只是希望透过这一学界已经认可的渠道看到其背后更深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什么一些国家贫穷，而另一些一些国家富裕？为什么世界上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大逆转，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和殖民化运动后？人类3000年前是这样的格局吗？是什么内生于这一财富分配的表象，产权？创新？政治制度？地理？疾病？。。。我的阅读和思考告诉我，这一领域的研究将极具活力，他将接近人类发展的终极命题。对于刚刚接触这一领域的人们，我推荐Daron Acemoglu所写的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作为导引。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官方网站可以下载。http://www.nber.org/papers/w8460。此外，我曾就此文章做过一个介绍，powerpoint详见卜凯学派中国农情研究网 http://web.cenet.org.cn/web/ecocxi/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97556&detail=1.
我将讲座简报转帖如下，希望让更多的人阅读、思考。
国富国穷，原因何在？
James Robinson
哈佛大学
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事实，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巨大的人均收入差异。当今世界的人均收入差别对于人们的福利、生活水平以及其他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和伊拉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不是一个偶然的原因，相对的繁荣改变了，地缘政治将会不同。西欧、北美、南非、亚洲各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差别与最近的两三百年有关。
一个时常发生在前现代社会的现象是，一个经济体或国家在经历一个时期的经济成功以后就会有所倒退。例如，Hopkins用西地中海中轮船失事（shipwrecks）的数量来衡量罗马的兴衰，他运用这一数据表明与贸易模式（trade pattern）相联系的罗马的兴起和繁荣以及后来的没落，我很喜欢这个例子。事实表明，许多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在经历长时间内的经济成功之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成功的反面，这已成为一种发展模式，被称为“停滞的长期模式”（long-run pattern of stagnation）。而荷兰经济或者英国经济（Dutch and British economy）在现代早期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发展模式。
根据由Maddison估计的人均收入图表，在公元1年到1870年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在最近产生的巨大收入分岔以前，在西欧的部分地区有一些社会的经济在加速增长。而我要强调的是，加速的经济增长与这两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变迁和政治制度变迁之间很明显地存在部分相关性。例如，荷兰曾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皇朝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行省，而荷兰的经济增长就始于荷兰对哈布斯堡（Habusburg）的反抗。再如，在英国，主要的政治变迁体现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君主的利益和国会所代表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国会代表了上升中的商人商业利益。发生在国内战争中的冲突和斗争导致了政治变化，最关键的就是对君主的限制和国会权力的上升。它们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有别于君主的利益。经济制度上的变迁也同时发生了：金融机构变化了，垄断被取缔，私人产权更加安全了。所以，经济增长看起来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相关。
Simon Johnson和Daron Acemoglu教授构建了对早期现代欧洲政治制度的估计变量——“对行政部门的限制”（constraints on executive），这些变量是根据对民主以及政治系统中其他方面的数据构建的。他们的研究表明，英国和荷兰出现了政治上的变化，通过政治制度变迁，英国变得与其他欧洲国家显著地不同。历史经验暗示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有关”的假说。
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今天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原因是十分重要的。有人认为世界收入差异源自于北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但要注意的是，它们并不能代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更加一般化的假说是，经济的增长源于制度创新、特别是看似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们的工作所建立起来的直觉是否足够一般化，能否用于理解跨国数据，能否作为合理的解释发展差异的原因？
首先要指出的是，荷兰与英国发展经验同今天的世界人均收入差异有关。最近十年（1985-1995）中人均GDP与产权安全性的关系表明，经济制度与产权的安全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产权安全性越高，则人均收入也高。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因果性的存在，表明如果穷国能够改进经济制度以使产权更加安全，它将会变得富裕。而英国在光荣革命中的政治制度发展主要表现在对行政部门限制上。在跨国比较中我们看到，对行政部门权力的限制同该国经济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对行政部门更多的限制似乎总是伴随着高人均收入。关于荷兰与英国发展的假说看起来与当今的跨国数据及相对发展相一致。假说暗示的直觉表明不同的经济发展与不同的制度（可能是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有关。
一个问题由此产生——不同国家中的不同制度是怎么来的？英国通过抛弃旧制度的方式获得了新制度；而非洲国家的制度很差、激励低下，那它们为什么不改变这些落后的制度？在一个看起来有点停滞的经济中，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社会结构的变迁等都来自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我们判断制度好坏的想法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观点。君主认可了垄断，掠夺了人们的财产，这对君主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个英国社会来说是可怕的。后来怎么样了？是否有人劝詹姆士二世说这对整个社会有害？社会并没有等待他，他在战争中失败了。战争使制度发生了变迁，君主不再拥有同样的权力了。社会中有冲突是因为不同的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社会群体具有重大的影响。一个社会有怎样的制度是一个政治过程的结果（outcome of a political process）。
英国的政治变迁导致了激励环境的改进。我们常常希望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好的经济效果，但结果往往是相反的。导致这一答案的有两个机制：一个是特定的经济状况决定了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使得某些人无能力改变、而某些人有能力选择可能对整个社会不利的制度；另一个机制是，制度不仅仅分配收入，还分配政治权力，特定经济制度的特定政治后果也同样重要。这里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非，南非的历史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刻画了一种经济制度，它对于整个经济非常不利，但对小部分群体却很有利。南非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类似美国、加拿大，不同的是在英国统治期间，北美的原住民死于疾病，而南非由于和世界其他国家有着长期贸易联系，原住民对于疾病具有免疫。南非的社会大多数人口——大约85%——是黑人，白人人口比例低于15%。南非的经济被组织成一个有利于白人从黑人身上抽税的系统。白人拥有约占国土面积90%的广袤土地，黑人被迫回到他们狭小的聚居地，为了用低工资雇佣黑人工作，白人使得全国很多地方无法形成独立的维持生计的经济。更进一步的是，为了让黑人在农业部门工作，白人限制他们获得技能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列出他们不能涉足的行业及资格，使得黑人进入了低技术劳动力市场（low skill labor market），从而获得低工资待遇。从1917到1994年，白人的人均收入一直都是黑人的10倍左右。可以说，为了满足白人从黑人身上抽税，劳动力市场制度，土地和资本的可获得性被完全扭曲了。
另外一个例子表明了政治怎样影响经济制度。通过细察塞拉利昂（位于西非）1913和2005的地图，我们会惊奇地发现：1913年地图上有一条铁路在2005年的地图上消失了。塞拉利昂曾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独立于1961年。独立初期，北方和南方分属不同的势力范围，代表北方势力的史蒂文（Siaka Steven）在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掉铁路，以孤立和破坏支持南方势力的经济，以控制国家的中心地带。这个社会主要的出口品是咖啡，位于铁路沿线的曼德兰（medland）是最重要的咖啡产区，咖啡通过铁路运送出口，而现在铁路消失了，对于咖啡种植者和塞拉利昂的经济极具破坏性。那史蒂文为什么要拔掉铁路？因为这给史蒂文带来了政治上的优势。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了政治偏好和制度冲突对于理解我们拥有何种制度非常重要。
英国的光荣革命后，权力从君主手上转移到了具有不同制度利益的国会群体上。权力被对社会合意的经济制度有所偏好的社会群体所控制。同时也有政治制度的变迁。光荣革命改变了政府的特权从而遏制了垄断。英国人开始于一个不好的制度，但他们发展了它。这一制度的发展是光荣革命前的一个世纪里发生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这是修道院衰弱（expiration of monastery）的结果。可以从社会群体拥有的土地的百分比看出来：在1436年时，士绅阶层（gentry）只拥有少量的土地；在英国历史上，士绅是具有商业倾向的地主，他们为市场生产，通过并购教堂的土地而实现扩张；土地的扩张加快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到1866年，士绅成为对改变经济制度和控制专制统治具有强烈兴趣的群体。另一个在17世纪发生的事件是远洋贸易的扩张。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17世纪英国的政治冲突发生时，投资于贸易的商人对于制度变迁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在国内战争中，他们站在了国会一边，并且对于改变既有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巨大的兴趣。我想这期间的巨大的结构变迁——英国社会，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商业扩张——对于利益和社会权力的分配有着巨大影响。光荣革命是一个在质上很不同的社会革命。一般来说，革命的总表现为：它发生了，但后来倒退了。 Robert Miehels教授称之为“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寡头铁律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的高层改变了，但他们的利益及行为与先前的统治者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英国，国会从君主那里得到了权力以后，却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光荣革命在英国发生以后出现了很大的分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技术通过工业革命传播到西欧各地，拿破仑时期的西欧通过国家间的冲突和制度创新，推进了经济发展。这使得西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工业革命的成果快速传播到了西欧低水平国家，但没有传播到非洲。为什么非洲出现了停滞？制度瘫痪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何非洲那么穷：非洲的经济制度没有创造出对经济繁荣、资本积累、产业创新的恰当的激励。将非洲和欧洲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荷兰和英国、以及之后实现发展的欧洲国家，与美洲，亚洲的海外贸易对于经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动态影响。而在非洲的贸易则是一种所谓的“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它破坏了非洲的政治，使非洲国家变成了机器；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充满了战争，这对于非洲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恶劣的动态影响。在现代早期，分岔在西欧与奴隶贸易盛行的非洲产生了。非洲有一个国家很成功，就是博茨瓦纳，作为英国殖民地，它的制度在非洲国家中显得不是那么典型，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拉丁美洲国家不同于18世纪的非洲国家，它们是独立的，不是殖民地，无需听命于伦敦或者巴黎，它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在拉美也存在着收入分岔。这也要追溯到现代早期。除了极少例外，19世纪所有的美洲国家都已经获得了独立，但北美（如美国、加拿大）获得了经济成功，发展了工业，技术发展得也很快，而拉美却完全停滞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南北美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很大不同。在拉美的早期历史中，西班牙的殖民者在印加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利于他们进行寡头统治扭曲的劳动市场，强迫劳动力参加劳动。但北美的情况则不同。1670年，当英国人到达北美时，在弗吉尼亚登陆并建立了詹姆斯敦（Jamestown），英国人最初的策略是抓到印第安酋长，因为一旦抓住酋长，印第安人就会提供黄金、白银、劳力。于是，他们派出军队在詹姆斯敦街上玩球，试图引诱酋长进攻詹姆斯敦。然而，这一策略对印加帝国来说很有用——因为印加拥有巨大复杂的社会，高人口密度可以负担公共品税收，但在印第安社会却难以发挥作用——因为它们的原住民没有南美那么多。英国人很快意识到，无法在北美建立一个类似南美或者南非的殖民社会，所以必须让英国人来工作，并且给予他们在殖民地的政治权利。早期历史中南美与北美的社会类型显得不同，很大原因在于它们的初始情况（如经济中的人口数量）不同，之所以无法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建立类似南非的殖民地，是因为北美没有黄金以及多余的原住民可以被剥削。早期创立的社会制度对于19世纪的社会有着重大影响。例如，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在南北美之间差异很大，这在19世纪就已经存在。拉美没有民主，他们是少量寡头统治的政权；北美则一直是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国家中的很多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了选举权。在今天，北美产权的安全性较南美高，对行政部门的约束也较高，不同的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发展绩效。如果我们从美洲或者非洲开始看，能够找到一个基于历史的制度原因，它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分岔背后的制度一致。
为了使理论更有说服力，我们必须考虑制度的持续性（persistence of institutions）。首先是美国的例子。在国内战争以前，美国南方是一种庄园经济形态，他们利用奴隶制从事棉花种植。奴隶制一般被看作一个极差的经济制度。所以和北方相比，南方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工业和基础设施较少。国内战争废除了奴隶制。这看起来解决了南方的问题，美国南方应该变得富裕了。但据统计，美国国内战争前，南方州郡的收入水平低于美国平均水平；而国内战争以后，部分南方州郡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一结果的机制是：当奴隶制不合法时，我们就不能再利用奴隶制了，但我们拥有其他的工具无法实现类似奴隶制的效果、无法达到剥削黑人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拥有的制度和过去的制度有极大的关系。经济本身又重新创造了制度。谁在战后重新创造了这些制度？阿拉巴马州是一个棉花产区，根据社会学家搜集的数据，发现在该州的三个黑人带（Black Belt）上，在战前拥有大量土地的个人，在战后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由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他们在战后仍然能控制大量的劳动力，并有能力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造。因此，尽管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但激励环境依然维持着原样。社会制度可能发生了变化（比如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抑或资本主义性质的），但这种变化只是社会精英的变动，是一个寡头行为，新的社会精英会采取与先前社会精英相同的做法。这就更凸显出英国革命的不同凡响，它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由一部分社会顶层代替另一部分，而是质的变化。
另一个重要例子是玻利维亚革命。有如其他拉美社会，玻利维亚的三个家族控制了锡矿，锡构成了该国90%的出口，同时玻利维亚具有很高的土地集中度。革命由称为“MNR”的国民运动发起，他们收回了锡矿和大量土地，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并废除了奴隶制。但这并没有促进玻利维亚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在革命前后都维持在0%左右。我们根据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估计发现：在革命之后的十年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平等程度开始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MNR的成功使得新的政治精英代替了先前的精英，但掌权者和国民之间的关系并无改变。顶层变化了，但社会制度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看起来有些悲观，但现实就是如此——一些事情并不必然会因革命而改变。
但有趣的是，政治均衡自己发生了。经济结构的变迁在这之中非常重要。一个例子是美国棉花采摘的机械化。棉花采摘是劳动密集型的，在机械化以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棉花采摘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机械化出现，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二战后大量劳动力移往北方，激励环境变化了。技术变化导致了激励的变化。
我试图根据英国经验和近期的跨国实证研究，给出对世界相对发展差异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尽管政治制度使得经济制度的变迁成为可能，但它也带来了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我们依然没有真正理解为何英国能够避免寡头铁律。英国的经验说明，很难创造一个对发展有利的政治均衡，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还存在众多的贫穷的原因。亚洲的政治均衡在同非洲、拉美在质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非洲和拉美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中专制（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但是我通过对于西欧以及非洲，拉美的考察所提出的解释，对于它们自身仍有很大的解释力。
April 08 奥运圣火的熄灭与审判达赖奥运圣火最终还是被一群被愚弄的人们熄灭。遗憾、愤怒！遗憾的是人类发展至今仍然无法逃脱自己的魔掌，仍然被看似由人类自己控制的新闻媒体所嘲弄。愤怒的是，我们已经不应再忍耐所谓的“藏独”分子的为所欲为。
中国政府应当采取强硬的立场，宣布达赖及其拥护者已经失去与政府对话的资格。与此同时，对于达赖造成的一系列惨案，以及对世界人民的愚弄，我们应当对他进行缺席审判。我们应当将这些没有人性的败类一一镇法。方式之一可以通过在全世界发行扑克牌的方式进行通缉，按照价值高低重金悬赏人头。这样做一点也不过分，我们没有任何义务以人道的手段应对他们对人类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达赖所犯下的罪行可等同于本拉登、萨达姆的罪行。为什么不如此对待？我们为什么仍然敞开对话的大门。当年其叛逃时，当时的周总理就已经将其在西藏的职位保留数年，现在已经到永久关闭这扇对话大门的时候了。关上它。阶下囚根本不应当享有对话的权利。
达赖及其同伙已犯下弥天罪行，受害者正是飞速发展并寻求融入世界的中国，是全世界所有不知情的民众，是人类的奥林匹克精神！让我们将他宣判！ April 05 四月的第一周这一周即将结束，本周我们这里的留美学生中讨论最多的当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于此人，我无语。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当然不这么认为），他真的“超越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字中可以找到的任何形容。外国政府、媒体将黑与白颠倒，我不觉得有什么意外，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达赖喇嘛，我真的。。。 我这里想提及一位现在中国的美籍专家对中国的形容。他说，正如一个孩子成长中会面临一个又一个烦恼，中国正经历人类前所未有的增长，“成长的烦恼”怎能避免？但我们确定的是，中国正在“成长的烦恼”中稳步成长。我们可以从中理解的是，这些烦恼可能是我们作为成长者自身的烦恼，如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可能来自身边一群名叫“美国”、“法国”、“德国”等，并总喜欢带着有色眼镜照哈哈镜的小朋友对我们的敌视和嫉妒。任由他们去吧，中国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当我们在一个不具有西方标榜的所谓民主下创造了人类伟大发展奇迹后，我们再将目光甩向身后的他们。 本周即将结束之际，转上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关于中国的构想，以激励各位。“国家之根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摘自《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同时送上以下的纪录短片和一则漫画。感谢所有为了将真相大白于天下而在自发的宣传中做出努力的人们，你们中有很多人，我无法列出姓名，但我坚信，历史会记住你们。 Tibet WAS,IS,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9QNKB34cJo&feature=related （一段感人肺腑的真实短片） 一则恶心的漫画
最后，即使是在康奈尔大学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独立学术机构，媒体是如何丑化中国的，留作一个记录：
Dream for Darfur: An Academic Symposium on the World's Darkest OlympicsOlympics set to be a moment of shame for Democracies （此文我已经在本周五的Cornell Daily Sun上看到，网络上尚未刊登） Tension in Asia Provokes Response from Ithacans March 30 三月的最后一周这周郭忠兴老师结束在康奈尔的访问回南农，临行前我和郭老师在他的公寓谈了很多关于母校的话题，郭老师带去了我对南农深深的思念。愿今夏资格考试顺利，让我回母校走走，看望一直想念的老师同学。
今天本应前往波士顿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我提交的论文源自我与普渡大学经济系教授的一项合作研究。虽很可惜未能前往，但主办方安排了我论文的poster presentation,以后我仍然可以通过邮件和对该篇文章感兴趣的人士交流。
最后顺便传上一些照片（在照片集中），昨晚我们在张爽的生日聚会中度过了愉快地周末夜晚。
March 22 今夜安然入睡 明早起床时，台湾省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就将揭晓，由于时差，没法等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再入睡，但我相信，结果在人们心中已然明朗。自2000年关注台湾省大选开始至今，我感受到了中国国民党所走过的“V”字形发展轨迹。经过党产与国产的纠纷、本省与外省人等一系列议题之争斗，中国国民党重新站了起来。其实我对于此次选举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基于对祖国大陆的信心。我相信，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在中国大陆这一边，而台湾省任何逆这一潮流而行的政党及其领导人之会在历史舞台上充当暂时的丑角，仅此而已。
为即将到来的选战呐喊，为马萧加油，为台湾加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油！
今夜可以安然入睡！
March 21 康州之行最近几日是我们的春假，跨越九天，比往常闲散许多，却也没有照看一下博客。
这一周在康涅狄格大学度过，明天就要离开，贴几张照片，以示到此一游。此行也有特殊的意义，此次离开Uconn,下次来时，我和周彬应当已经开始康奈尔的新的征程。她将在康奈尔的统计系，而我仍在应用经济系。在此也暂和Uconn道别，这是一个让人倍感亲切的校园。Uconn，再见！
March 08 一点想法 文中提到的现象普遍的存在于国内的众多具有农业经济相关教学、研究领域的高校、研究机构。应当说，我国农业经济学科教学、研究资源的分配存在普遍的不公，分配标准有待进一步改革。可以说问题很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里我想做的是，借助于晓华博士得出的可信的统计结论，摆出事实，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判断得出结论。
我国农业的重要程度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下降，但这并不能反映农业学科江河日下。如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所说，农业是一个“小宇宙”，他与众多学科的发展紧密交叉，它本身“五脏俱全”，在增进人类知识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取代。同时，如西奥多.舒尔茨所言，农业仍然是世界范围内广大穷困群体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改善他们以致全人类的福祉就必须进一步理解农业。对于这一重要学科，我们促进其发展并满足以上需求的手段尚有很多值得改进之处，其中改善教学与科研的现有资源分配应当是其中的核心。本文提交于此的意图正在于引起关心我国农业领域教学与研究的广大人士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点想法
以上的链接引向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于晓华博士的一篇文章。根据1998年到2007年9月SSCI收录的172种杂志经济学文章数量排序，如果不区分作者单位排名顺序，南农共发表7篇文章，在大陆、香港、澳门所有教学科研机构中排第27位（如果同时考虑影响因子、页码等因素，排名也相当，在27－29之间；如果去掉香港的8所大学和金管局，我们排在大陆所有单位的第18位；如果在去掉中科院、社科院、农科院、CCAP和国家统计局，我们在大陆的大学中排名13。从独自发表能力这一指标看，我们的数值（0.52）也比较高。因此，可以推论即使仅仅计算第一作者单位，我们的排名也不会往下掉，甚者可能往前移（3篇）。（以上摘自钟甫宁老师的邮件）
正如钟甫宁老师所说，南农几乎在以一个农业经济专业对抗其他研究机构的更全面的（甚至整个）经济学门类。能在依靠南农自己培养的人才作为主要班底的情况下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不易！ 事实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很好，已经并且仍在竭尽全力。但在此情形下，南农的农经学科是否得到了维系其发展的有效支持了呢？或者说我们得到的投入是否与我们的业绩、潜力和努力相匹配呢？我们要大胆的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更要思考，请全社会关心我们的人们共同思考。在中国经济学界大洗牌的今天，在各教学、研究机构招兵买马、欲大展宏图的时局下，我们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保持这一势头，并乘胜追击？作为南农毕业的研究生，我被南农悠久的并不断传承的学术积淀熏陶着，我也深刻的感受到我们面临的危机和机遇。看到老师们辛勤的、极具责任心的工作，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付出被其可控制以外的因素所抹煞。其实，其中很多因素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我坚信并非不可为。 一些天以前在CENET网站上看到这篇文章，今天再次见到，有说不出的感慨。 陈希 农经人才辈出 学科之树常青
引自《光明日报》 作者：倪峰 人们总是在追问，为什么一所农业院校会有一个享誉海内外的经济管理学科？为什么一个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能够培养如此之多的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翻开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74年的办学历史，你自然会找到其中的答案。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前身是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前者于1920年开设本科的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等课程并于1936年开始培养研究生，后者于1929年开设本科课程，1942年开始研究生教育。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历史在国内都最悠久，同时也最辉煌。
1929－1933年期间，时任农经系主任的卜凯（JohnL.Buck）教授组织了覆盖22个施168个样本点、38256个农户的大规模农村调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农户调查，其直接成果《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等文献不仅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的经典，而且被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农业和农村史的最主要资料来源。卜凯教授的夫人赛珍珠（PearlS.Buck）女士且得以为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大地》收集了丰富的中国农村与农民生活素材。以后继任的系主任乔启民教授等人又先后在山西和四川等地组织“农村复兴”等试验工作，为我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南京农学院农经系及其继承者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保持和发扬历史传统，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继续保持学科领头羊的角色，始终是我国农业经济学界的一面大旗。改革开放以后，南农农经系1977年恢复本科招生，1980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不仅在国内农经学科均为最早，而且成绩斐然：1989年首批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0年首批获得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2001年以满分的成绩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不仅自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为全国农经学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学科带头人刘崧生、顾焕章和钟甫宁三位教授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农业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农业经济学科组组长和全国高等院校农经院长（系主任）联谊会会长，在团结全国同行共同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获得了广大同行的支持和拥护。不仅如此，该学科还为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培养了大批学术带头人：远的有沈阳农业大学前校长朱道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前系主任严瑞珍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严英龙研究员等；近的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研究员和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温思美教授和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顾海英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杜金岷教授等。 国际农业经济学术界也到处可见该学科校友的活跃身影：现任院长钟甫宁教授自己就兼任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刊物Agricultural Economics的编委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加上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樊胜根、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预警中心研究员方成、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和高级研究员万广华、日本桃山大学教授严善平、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沈金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级讲师周章跃、澳大利亚墨尔本科技大学研究员程恩江等，以至于在许多农业经济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经常可以召开南农校友会，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经系的教授们则因某一年中接待的来自3个国家的5名中国访问学者均是南农校友而惊呼“南农帮”太厉害。 近年来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继续向前发展，除了教学科研上获得一大批国家和部省级教学科研奖励以外，人才培养的成就格外突出，先后有两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博士论文提名论文、一篇博士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由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不仅自身的发展长盛不衰，而且为全国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March 01 康乃尔大学Johnson商学院本科排名跃居全美第四！！！猛一看到这则来自权威的《美国商业周刊》的消息还真不感相信，但这确实发生了。我们终于止跌回升。曾经有人对我说，自从Johnson商学院入主saga hall就一路下滑，这件事可以初步否定这一传闻。这件事值得庆祝之处还在于Johnson商学院的本科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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